不谙从政之道不会阿谀逢迎的大将麴义！ (第2/3页)

或可靠的下级任职，投靠他们能够得到照顾和保护，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四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强行迁徙，不容个人选择。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王莽始设西海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经查，西海郡城即今青海海晏三角城，公元五年建城，公元二十五年随着王莽的覆灭而废弃。当时，沿湟水上游以西的广大地区都被卑禾羌占据，为了收回这片土地，创造四海升平的景象，王莽主政后派人带着大量钱财到卑禾羌与其首领良愿商量以钱买地，看到堆得像小山一样白花花银子良愿大喜过望，立刻答应愿意献地西迁。

    于是鲜水海（今青海湖）、允谷（今盐池）一带广大地区尽被汉朝收回。王莽请示主政的太后王政君同意，在今青海海晏三角城设西海郡，统一管理这一地区，并在全国范围内强行迁徙犯人及其家属数万人填充。这次犯者填西海移民发生在鞠谭被判有罪的六年之后，可以认定麴閟就是在这次大规模迁徙中来到湟中。

    那么麴閟初到湟中的定居地在哪里呢？据史料分析应该在距西海郡城濒临的临羌（今青海湟源）到西平亭（今西宁）一线，其确切地点是刚来时在临羌，以后逐渐转移到西平亭，最后以西平亭为据点向四周呈放射性发展。据《后汉书》记载，西汉早期在湟中地区沿湟水流域设置临羌、安夷（今平安）、破羌（今乐都）三县和西平亭，其中西平亭是当地驻军屯田的治所，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单位，地域和行政上受临羌县所辖。从建置名称看出，这三县一亭是为抵御西北羌胡所建。三百年后，到了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东汉撤销西平亭设西平郡，在西平亭原址上另设西都县作为西平郡治所统辖湟水四县。按照汉朝规制“以人口千户为限，大县设令，小县为长”，西都设立之初最高行政长官叫“西都长”，看来人口显然不满千户。可见麴閟刚来时这里只有西羌驻军或少量家属，这是确定麴氏初来湟中定居在临羌附近的主要原因。临羌是传说中西王母的故乡，它背靠昆仑之墟，面对瑶池仙境，高原气候，冬暖夏凉，是景色宜人，水草丰美的栖息之地，到今天仍被赋予“夏都”之美誉。但观景解决不了生存。麴閟初来时这里的物质生活与京都长安的奢华简直无法相比，他们结庐为室，因xue而居，一定经历了十分困难的草创年代，但这都是暂时的。最痛苦的是来自隐姓埋名、与世隔绝所造成精神上的压抑，他们不敢公开身份，不敢公开结交官府，不敢惹是生非，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自谋发展，等待时机。从另一方面分析，麴閟的避难是一种有组织的撤离。史料记载，鞠谭虽然被削职为民但并未遭到抄家，在京城做官所聚敛的财富为西平麴氏初期创建家园，开拓领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巨大物质支持，使他们很容易跻身当地士绅行列，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为今后发展提供了可靠经济保证。十三年后新莽篡汉以及刘秀连续多年匡扶汉室的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使这种负罪感和精神压抑逐渐淡化，在政治上为麴氏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临羌县以羌胡为邻，居住地犬牙交错，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羌人好斗，用兵骁勇强悍，常以抢掠为生，他们聚众结社，呼啸而来，满载而去，飘忽不定。在当地政府鞭长莫及无法提供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方面重金收买羌胡头人用以获得暂时安宁，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家族武装进行有效自卫应是当时麴氏谋生存的主要策略。在长期打打合合的争斗中，这支家族武装得到了极大锻炼，他们熟练掌握并运用了羌人快马弯刀，出其不意的战法，成为威震一方的强大的麴氏家族武装集团。

    匡扶汉室举兵付出代价

    东汉末年，著名的黄巾军之变引发了空前的社会****。东汉王朝在兵力空虚的情况下允许地方豪强参与平叛，给长期养精蓄锐，意欲开疆扩土觑视政权的地方大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各种势力跃跃欲试粉墨登场。西汉末年避难湟中的麴氏家族经过二百年发展已经具备了参与政治的条件，他们一改过去长期压抑的精神世界，扬眉吐气的提兵跃马登上政治舞台。（一）、初次举兵的武装尝试麴义。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麴义是凉州西平人，少年时代就爱好弓马骑射，长大后受命统领家族宗兵长期与羌胡征战，非常了解羌人战法，他的部队骁勇善战。东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中原爆发黄巾之乱，汉灵帝派遣左中郎将皇甫嵩平叛，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甫嵩到凉州招兵，麴义率家族兵勇一千多人应招。在冀州、并州一带与黄巾军大战皆大胜而归，很受皇甫嵩赏识，平叛结束后皇甫嵩还朝，麴义留守黎阳在冀州牧韩馥手下做参将。董卓进京，把持朝政，意欲篡汉，天下各路诸侯共推家世四世三公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共同讨伐董卓。尽管身为盟主也不见得管用，在那个军阀割据各揣心腹的年代，谁听谁的？袁绍欲要西征受冀州韩馥阻隔却不能成行，麴义毅然逼降韩馥力迎袁绍西进。袁绍进入公孙瓒的地盘公孙瓒也不欢迎，强行通过双方势必撕破脸皮进行一场大战。当时若论实力袁绍根本无法与公孙瓒抗衡，正是由于麴义的超凡军事才能，才使得袁绍最后战胜公孙瓒，成为北方霸主。

    著名的界桥之战，麴义以八百刀斧手一千弩兵坚决抵御了公孙瓒强悍的白马义从轮番进攻，最后一个反冲锋杀得公孙瓒数万步骑兵丢盔卸甲，麴义乘胜追击直杀到二十里外公孙瓒中军大营，砍了牙门大旗方才凯旋而归，途中还驱散公孙瓒围攻袁绍的另一支骑兵救了袁绍，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

    界桥之战虽然并未完全改变袁绍与公孙瓒的实力对比，但却大长了袁绍及其追随者的志气。界桥大战以后，麴义受命多次与公孙瓒交锋，均胜多败少。史家评论麴义“是公孙瓒的克星”。

    一些三国爱好者评价麴义的武艺不亚于赵云，应当在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以及张郃之上，是河北第一名将。麴义为袁绍立下赫赫战功，但结果却非常富有悲剧性。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袁绍发重兵围困易京，最后消灭公孙瓒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将麴义诱杀，《后汉书袁绍传》记载罪名是“自持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

    一位大家在评价麴义和袁绍的关系时说：麴义为人刚烈、孤傲，不懂进退之节，不谙从政之道，更不会阿谀逢迎，这自然不对袁绍的胃口，袁绍此人外宽而内忌，虽然看上去一付礼贤下士的样子，实则性情沉猜，果于杀戮，对麴义这样功高盖世、文武双全而又不会附迎的下属自然不会放心，因此找个借口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