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二回 司法 (第2/2页)

地速度发出这道圣旨。

    通政司和邸报下达给各衙署和地方。

    当然，十三条的规定在李彦看来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也不过如此，除了废除司礼监、票决制之类有些新意，其他一些原则，都能在大明律中找到依据。当然也有人能从中看到不同，受到这个时代的局限性，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

    在外面地人看来，最大的变化还是内阁和六部九卿地调整，内阁首辅孙承宗，次辅朱延禧，兼领礼部尚书；崔景荣、赵彦、李彦都晋身内阁大学士，崔景荣兼领吏部尚书；赵彦兼领大理寺卿；李彦领兵部尚书。

    六部尚书入阁为大学士，在明朝也有先例，除此以外，为阉党陷害的杨涟为左都御史、左光斗为右都御使，二人领旨审查阉党一案。

    与过去不同，内阁发文要求都察院查案，必须要根据律法和证据确定相应罪名，由刑部协助勘问证据，然后交给大理寺审问定罪，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拿到朝堂上疏弹劾。

    那些阉党官员已经被先行拿下，如何定罪可谓全国瞩目，明眼人从这件事当中都可以发现一些明显地变化，特别是得到李彦支持的华夏社正式复刊，回到京城以后，每天都会就京城形势进行报道，并配发社论。

    应该说华夏社拥有一批素质比较高，思想比较开明地读书人，在这次政变中，也有大量华夏系的官员被起复重要，所以他们对朝中的变化，大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十三条”，以及这一次对阉党的审理，评价都比较正面。

    李彦也以匿名的方式给华夏社投稿，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依法治国”和“程序正义”这两点，指出魏阉之所以能够乱国，关键就是大明律无法约束魏阉的行为，而魏阉通过并不合乎程度的中旨，扰乱朝政，因而只有“依法治国”，并且严格程序要求，才能杜绝“魏阉乱国”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算激进，却也在石柱国的配合之下，由此成功地带动了关于“依法治国”和“程序正义”的讨论，引起天下读书人对于正在审理中的阉党案的关注。

    对杨涟和左光斗来说，如今身为都察院左右都御使，可谓大权在握，由他们来审查阉党一案，可谓深入人心，杨涟甚至伤还没有好，趴在床上就写了几份奏疏，罗列魏忠贤三**罪状，送出去以后，很快让临时内阁打了回来。

    内阁拟定的批复是：阉党有何罪责，盖有都察院审查，然后报大理寺审问定罪，大理寺审问定罪以后，若都察院没有异议，即可定罪执行，并报皇上批复。断案为大理寺之责权，都察院有复核权，重刑犯需报皇上、内阁批复，皇上、内阁认为不可的，可发还大理寺重审，如果大理寺、都察院和皇上、内阁之间有分歧，需召集三法司、内阁共同会审，票决结果，并为最终判决。

    对于这个批复，杨涟和左光斗都有些不满，也很惑，通常来说，都察院拥有风闻言事之权，这个批复无是让都察院的职权性质发生变化，一方面限制了言官的权力，不能因为风闻，就定人罪行；同时又相应增加了言官的权力，说过去都察院只能就刑部、大理寺审理的案件结果提出问，如今所有的案子都需要都察院参与，都察院成为刑部与大理寺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开始，杨涟和左光斗并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甚至还有些抵触，认为这是侵犯了言官“风闻言事”的权力，然而当他们看到上面李彦的文章，以及华夏社的评论的时候，才意识到在这个事情中，都察院的角色确实与过去不一样了。

    就审查阉党这件事来说，都察院获得很重要的权力，最终还是在刑部的配合之下，整理阉党成员的罪行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拟定阉党的罪行，然后交给大理寺进行审理。

    大部分言官并没有觉得不妥，因为证据搜集主要还是刑部的事情，而从材料中去整理罪行，则是他们更为擅长的事情。

    但是在审理阉党的过程中，言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奏疏，也给类似的批复给打了回来，言官们这时候才逐渐发现，不仅仅是审查阉党这件事，好像他们的工作性质，也已经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