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逝去的海 (第2/2页)

出。他的理由是，“兵衅一开，西南糜烂”。

    事实上，无论在当时抑或后世之人看来，刘大夏都堪称是一个无私无欲的人。他为官敢言而不畏死，亦不贪图安逸，73岁时遭人陷害被判发配肃州，还豪言:“军，固当役也”。作为一个在政治改革和黄河治水方面颇有功勋的干国忠良，刘大夏离开京师时，“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

    而刘大夏阻止宪宗重下西洋要冒的风险也许更大，因为就性格而言，宪宗皇帝绝对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宪宗曾迫于大臣的压力而罢免了一个术士，从此对进谏的大臣耿耿于怀，密书相关的六十余人的姓名于内宫墙壁上，意欲寻机贬逐……

    刘大夏卒于1516年。赠太保，谥忠宣。他辞世之际，想必认为藏匿甚至毁掉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是大大的爱国之举，足以名垂青史，能够坦坦荡荡去见列祖列宗了。

    他的一生始终坚持：民穷兵穷，不宜用兵……“度今上策，唯有守耳。”

    他不知道，历史正在他脚下拐弯。

    他也许不应该受到责难。他代表着宣德以来的士大夫，他们的头脑中除了收缩政策，已无他物。而停滞，这恐怕才是明朝真正的精神。相形之下，朱棣、郑和一类的勇武豪迈、富于想象、充满激情倒是真正的另类了。

    这也难怪，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儒家这种中庸保守思想为主导。

    以至于在古代的中国，没有人关心中国以外的事情，因为中国人只崇拜权力。当封建士大夫们都忙着争权夺利，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管中国之外的事？

    况且中国古人一直坚信：中国就是天下。

    天子受命于天，自然便统治了普天之下。一切已尽拥有，征服便是画蛇添足。况且在中国的边缘，在世界的角落，夷蛮之邦，化外之地，即使占据，又有何乐趣与价值可言？

    直至数百年后，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只怕他们现在还在做着君临万邦的白日梦。

    二宝船回归后，停在何处？

    关于郑和下西洋所乘坐的旗舰究竟有多大？由于明清两代之间的战火，相关的官方资料已然散失，时值今日，连能够证实远航和宝船的真实性的记录都少得可怜。所以各家说法不一，各持一词，实在是难分真伪。不过，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下西洋船队的旗舰，2000料的一等宝船，中军帐帅船名为“巨宗”，全长44丈、宽18丈（合长138米、宽56米），史无前例……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真是一条真正的海上霸王！

    由于宝船太大，吃水太深，只能停在深海，不能靠港。当年，福建长乐太平港为了打造这艘“巨宗”，直接把木料运到深海去安装。就连郑和等人要上旗舰，也要先从岸边坐舢板，再换乘一艘浅水战船，又换乘到一艘中等战船，几经辗转，这才登上了停在深海处的巨无霸。

    就是这一条巨无霸，经历了七下西洋的壮举。

    1433年，郑和病逝于海外。也就是那一年的某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结束最后一次远航，缓缓地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港，舰队永远停泊在那里。

    终于到了嘉靖2年五月，由于宁波发生日使争贡之役，给事中夏言，也就是后来那位位极人臣的夏首辅，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嘉靖皇帝接受建议，下旨实行海禁。官府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

    从此，海禁实行了。福建长乐太平港，巨大的风帆和成堆的图纸不得不在晴空下燃烧，黑烟遮蔽了随后的中国历史。其余的宝船以及工匠则在湿润的空气中逐渐腐烂，在时间里失了踪迹。

    而，那艘停泊在深海的巨无霸究竟能否逃脱被毁的命运？现已无人知晓。或许，在当时也没有人想知道。

    但愿，它只是被人遗忘在茫茫大海的某一个角落，正等着后人去发现，而不是被无情地摧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