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与科斯定理 (第3/3页)
区既远离华夏农耕社会的中心，又紧靠着内蒙古草原北端。因此早期的满族人亦农、亦牧、亦猎，在生产方式上处于过渡带，在地理上是蒙古人也是汉人的邻居，在文化上也兼有对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社会文化的理解。这样一种在中国地理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特殊位置，使满族人更有可能成为两种文化的衔接者和农夫与牧民冲突的解决方案提出者。 在满族人崛起的初期，花了大量功夫建立满蒙同盟。这不仅可以解决满洲西侧翼的安全问题，而且使整个内蒙古都可能成为向中原进军的前线。在满族人成功“入主”、建立清朝以后，这种满蒙同盟变成了稳定农夫与牧民关系的重要制度。清朝皇帝册封了大量蒙古王爷，并与蒙古贵族联姻。这些王爷和贵族除了草场领地的收入外，还享受优厚的朝廷俸禄和皇帝赏赐，这无异于一种满蒙联盟中的“内部交易”：农夫给牧民一笔钱，牧民保证不让牛践踏农田。在另一方面，清朝皇帝通过对喇嘛教的支持与对王爷的册封的双重结构，改变了游牧地区的土地制度，使之成为互相分割的草场。正如拉铁摩尔所注意到的那样，“蒙古民族趋向和平的真正原因，是召庙的不动产强化了各旗及其首领划分疆界的稳定政策，打倒了作为草原游牧经济传统的移动性。”(第99页)北方草原再也不是一条可以供骑兵快速调遣的军事通道，在其中也无法再产生一统草原的成吉思汗式的人物。因此，在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后，中国的农耕社会与北边游牧民族之间再无战事。
人们常说“明修长城清修庙”，虽然夸大了“修庙”的功效，但如果将其视为寻求文化认同和自愿交易，却总体上说出了明清在解决农夫与牧民冲突时的不同。明朝为修建长城花费了巨额银两。据估计，修一公里长城一般需约7700两银子，高则31500两银子(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三联，2001，第376页)，明代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而维持北方14个军镇的费用每年就超过800万两银子(第381页)，显然增加了黎民百姓的赋税。在清代，仅在北京，满清朝廷就出资修建了三十余座喇嘛庙，在承德也修建了着名的“外八庙”。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官修和民建，清代全国有喇嘛庙5500座以上(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第145页)，基本上可以靠老百姓的香火钱维持。由于建立了文化认同的平台，降低了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的交易费用，清代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也可以减少大量国防开支。这给康熙皇帝调低赋税并且“永不加赋”创造了条件。在低赋税下，才出现了康乾盛世。应该说，清朝政府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大炮，还有降低农夫与牧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功劳。 海路替代了草原通道，炮舰替代了战马 长城自清代以后就被废弃了。经过三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仍然屹立。有些部分成为旅游景点。大量的城墙变成断壁残垣。这些“野长城”才真正美得摄人心魄。它们沿着陡峭的山脊蜿蜒起伏，使人怀疑如此险峻的地势是否需要修筑长城，因为战马到此已寸步难行。在残破裸露的城墙上面长满了草木，烽火台边经常点缀着野花。秋天来时，长城内外一片火红和金黄；夕阳西下，万道金光更渲染着敌楼的壮美。长城虽然失去了实际功用，却凝结了太多的历史文化。它所表征的文化价值似乎仍不过时。 在大炮阻吓了游牧民族远征的同时，也在定居社会中产生了分化。一部分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另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工业化不仅改变了陆路的军事优势，更是将海洋变成了如同昔日的草原。汤因比曾很形象地把草原比作海洋，《海权论》的作者马汉则说“海洋自我呈现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第25页)。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路替代了欧亚大陆中心的大草原通道，炮舰替代了战马。于是农夫与牧民之间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农夫与工人之间的问题。当那些工业民族占据军事优势，带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并且不能直接统治像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时，它们更倾向于采用武力。而满清王朝，这个用大炮加政治智慧和文化智慧解决了农夫与牧民纷争的政治组织，却在来自海洋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它只能在“强盗合法”的国际规则下做几笔赎城赎国的“交易”。 均衡很容易被军事技术的革命打破 当农耕社会面临彻底灭亡的危机时，人们又想起了长城，发出了“把我们的血rou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吼声。他们当然知道，仅靠血rou之躯是不够的。有幸的是，工业民族的优势并不是天然的优势，只要是定居社会，就有可能起而仿效。农业民族也可以变为工业民族。农夫与工人的冲突问题，也可以变为工人与工人的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真正的现代长城－－她的现代国防力量；她的军舰已能控制近海，就如同当初在漠南(今内蒙古)建立中原的战略屏障一样。她暂时没有亡国之忧。但走向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国防力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解。与游牧民族的马不同，现代军事装备和武器是可以人为升级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马不曾有过大幅度的进化，但在过去二三百年间，武器的威力却增加了几个数量级，大炮已经变成了核武器。均衡很容易被军事技术的革命打破。 当勒内·格鲁塞歌颂大炮时，他说这是“文明的”定居社会对“野蛮的”游牧民族的胜利。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文明人”从此开始了一个更野蛮的游戏，比赛发明更为惨无人道的武器。这已经远远不是科斯定理中的农夫牧民的游戏了。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停止这种残酷的游戏，才是真正文明之举。中国这个曾用长城作为冲突解的社会，将怎样阻止人们继续玩下去，能否用“交易”解决问题，也许值得我们站在长城上凝神远望去寻找答案吧。 400毫米等降雨线与明长城示意图(图表略，详见PDF)阿根／制图 马在传统社会中的战略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机械化运兵车。汤因比曾说，“游牧人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图为蒙古军骑士图。(采自蔡美彪等着《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