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李世民兵败径州 下 (第4/5页)
，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也身名俱灭，实在是咎由自取。倒霉的是广大农民士兵。当时唐已夺得关中，且有河东，势力强大，后又取得四川。薛举薛仁杲可以获一时之胜利，却不可能用战争手段灭唐。以后讲到唐还有两个野战军，及齐王元吉和其他地方部队。就是灭了唐，自己也精疲力竭，关中亦已残破。既祸害了天下，又于己无利。自然薛仁杲不但降后不该杀，就是硬捉住的也以不杀为好。 李世民也逃不脱重大责任。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打赢，而不是丧师失地，许多郡被蹂躏。 十刘文静之死 李世民兵败泾州。刘文静、殷开山成了替罪羊。第二年九月初六辛末，刘文静伏诛。李世民归罪于裴寂。 这又完全是谎言该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李世民援军姜宝谊、李仲文败没。裴寂临危请缨，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至刘文静死已六十八日，又怎么能够谮刘文静呢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出来，给裴寂加罪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可他不但不对李世民捏造的谎言有一点怀疑，反而毫无根据地倒推出“寂未行时，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杀，至是乃决意耳”。总之李世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即使漏洞比天还大，也非照着李世民要求，硬给裴寂加罪名的。李世民会编谎，编得不像，他们会替他圆。 好吧就算裴寂说过，既然高祖未听，那此事就已过去。以后致刘文静死，就应与裴寂毫无关系，是其他人的事了。 通鉴是这么说的。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新、旧唐刘文静传大致相同。旧唐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史臣给裴寂开列了四大罪状，李世民也给裴寂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但还是把裴寂放在刘文静前。新唐则干脆把刘文静放在裴寂前。 这儿显而易见有谎言。裴寂人在河东，在外面打仗如何问状唐高祖又怎么能让他审刘文静他又怎么能下谮言 从这儿看，刘文静不是无可杀之罪。首先是他要杀裴寂，但还仅是杀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如出于个人意气，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那不但他先极端无理，而且问题就大了。但仔细推敲这一说法亦大有疑问。 或许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贞观时已人所共知，这便给李世民加罪于裴寂提供了方便。但仔细算两人的行踪，所谓“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未必是事实。 既谓“风云初合，共竭智力。”，那一开始刘文静与裴寂不至于如此吧什么时候成仇雠的呢 刚开始裴寂始终在高祖身边。而刘文静出使突厥，背回了让高祖当刘武周、梁师都那样的仆从皇帝的方案。高祖出于民族大义，未予接受。裴寂提出收起白旗，杂用绛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傀儡皇帝的方案。高祖接受。刘文静也无异议。再次出使突厥。这一去到高祖抵龙门才回。这大概称不上“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还不至于成仇雠吧 李世民把刘文静捧得很高。一是为了贬低父亲，抬高自己。胡编晋阳起义是自己与刘文静两人策划的。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在以后可由着他说。甚至连与突厥的外交也归功于刘文静。但刘文继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是高祖扭正方向便是明证。可李世民还污蔑高祖称臣于突厥，祥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第二便是贬低太子。屯永丰仓歼灭屈突通主力，就首先是太子的功劳。李世民突出偏将，抹煞主帅。这是一切反动派篡改历史的惯用伎俩。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