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尖兵_第九十五章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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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五章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第2/2页)

元,要租房子,和情报下线接头要下馆子、住旅馆,这点儿钱根本不够,买一部照相机都要攒好几个月。行动组才一辆汽车,除了绑票暗杀能开出来用用,其它时间都不许开的。特务人员薪资也差,一般的组员固定工资才三四十元,经常不够用,需要打小工补贴生活。反观西北边防军的情报系统经费那是特别充足,别的不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沪办事处的经贸研究所其实是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军情四处的掩护机构,他们别的我不知道,平常才八九个人,却有十辆汽车,车比人还多,个个出门开了车就跑没影子了,你想追踪都追不上人家,这怎么比?”戴春风不吱声了,心想老常责问起来这倒是个好借口。

      果然,侍从室电话追来了,让他立刻回去汇报。他凭着特别通行证和两个手下一起挤上了这列回程的军车,这几天从西北来的军列源源不断地把西野的人员、装备、弹药送到上海,又装满了从上海撤退的技术工人、教师、学生、伤兵、工厂设备向北再向西奔驰而去。京沪铁路除了军运外,已经不再运行了。这一切都要感谢西北陆航的空中掩护,在真实历史上,所有白天的铁路运输都被日本海航切断,为了赶回南京只有乘坐汽车了。戴春风走了好运,这个军列挂有几节客车,否则的话他将不得不去乘坐闷罐车,那真会要了他的老命。在可预见的将来,戴春风都将这样在京沪之间奔波:白天在上海部署情报工作,晚上赶回南京去汇报战况;他喜欢这样刺激的生活,这仅次于他对美色的追逐。但是,作为一个情报高手,今天他一直在思考的是:西北野战军是如何搞到这样高质量的对日军事情报的?

      这列军列只有两节票车(客车)车厢,戴春风这节车厢挤满了年长的人,据说这是把工厂和学校撤离东部的迁移列车,由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后勤处组织管理,还算井井有条,他们把年纪大的教师、技工等都安排在票车,还准备了饮水和饼干。年轻学生和身强力壮的技工则安排在闷罐车里。但是由于撤离的人比较多,连座位底下都趟了人,行李架上是各色人等的包袱和行李箱,戴春风一行倒是两袖清风,拿个文件包就行了。他虽然有特别通行证,得到了靠窗的座位,能吹到风,可是依然热得浑身大汗,夜行列车速度在三十公里以下,行驶了很长时间却刚过无锡,夜正长,路也正长。

      呼延英良就在戴春风的后面一节车厢里看着一堆图表,他执行了西北开发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撤退行动后,刚到南京,就被总公司命令协助林继庸执行敦刻尔克行动。呼延英良对这个行动代号很有看法,很多参与者与他有同感,大部分人搞不清楚这个洋文啥意思,呼延英良不得不解释了半天这是法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到后来为了省心,参与者们一致同意叫这玩意儿“蹲坑儿坑计划”,简称“蹲坑计划”朗朗上口而且好记。可是据说这玩意儿是刘司令亲口定的代号,那书名文字上还是敦刻尔克,以至于后来历史学家采访有关人士的时候,很多层级低些的历史亲历人都说没参与过什么敦刻尔克,直到听说是“蹲坑计划”才说有,太有参与了。

      不过既然刘长官亲口御题,就没话好说了。刘琨在西北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他一向算无遗策,西北军民已经习惯了按照他的指示做事,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准没错。这个行动的内容是协助中央,对上海的工业企业进行迁移到内地,以便长期抗战。本来这个行动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动作,可是由于行动主持人林继庸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得到足够支持,他与一些企业界人士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紧急呼吁,导致了刘琨长官亲自部署西北军政两界鼎力支持,上演了挽救上海民族工业的奇迹。

      林继庸(1897—1985),号仲庸、荷达,广东省中山市南蓢大车村人。1913年和1919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抗战初期,主持上海等沿海地区工厂内迁,被誉为“迁厂之母”。

      他于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1年9月18日,日军强行侵占我东三省,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复旦大学也成立了复旦学生义勇军,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满腔热血的林继庸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极大的支持。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学生义勇军训练处,林继庸当选为复旦大学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根据爱国学生的提议,亲自到学生义勇军训练处请求允许该校学生在寒假期间组织特别军事训练班,到军营中实习各种武器。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明令军队不准接受学生军训,他多番与十九路军军部联系,最后由蔡廷锴亲自出面保证,才特许复旦学生义勇军随营受训。此乃开十九路军学生义勇军随营训练之先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学生义勇军随十九路军于天道庵等处抗击侵略者,还奉命担任情报、传令、运输等工作。而林继庸则被特聘为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援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得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援救前往西北任教。1936年经南京国民政府力邀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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