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四章：河套之战（九十九） (第3/4页)

。人力资源，是地缘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本，及至当时的朝鲜半岛，曾经在东北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以期得到这片东亚大陆最后和处女地。尽管后两者，一个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一个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但最终获胜的还是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

    如果有更多马来/穆斯林人口移民婆罗洲，势必加快岛上苏丹国的开发进程。然而相比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而言，婆罗洲无论在航线还是土地资源上，吸引力都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人口潜力，并且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早。荷兰人对爪哇的开发，掀起了一波移居南洋的新高潮。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婆罗洲的苏丹，引入华人的目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后者创造经济价值，而华人愿意背井离乡的跨海而来，也同样是为了“淘金”。如果说荷兰人吸引大批华人前往的利器是“蔗糖”的话，那么婆罗洲苏丹们靠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矿藏——黄金。

    黄金的价值和吸引力自不必多言。人们常常把华人出海谋生的历史，称之为“淘金”，以至于今天若有人出国留学，也往往被冠之以“镀金”之名。殊不知最初大量华人去往海外的目的，真的是去“淘金”。在华人海外淘金的历史中，最知名的地点应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了。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前往淘金，这其中就有大量契约华工。圣弗朗西斯科也因此有了个中国式的名称——旧金山。

    一开始“旧金山”前面并没有一个“旧”字，只不过在圣佛朗西斯科发现黄金之后不久，太平洋之南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并同样被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商人渲染为“金山”。为示区别，美国的“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这段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华人所数千年积淀出来的“勤奋”基因，使之所能够适应的环境，决不仅仅限于种植园。今天的中国能够在跻身工业化国家行业，并有在互联网时代领先的态势，这一优良的文化基因同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并非华人海外大规模淘金的开端，追溯起来的话，黄金对华人的吸引力，在一个18世纪初的婆罗洲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荷兰人觊觎这片土地之前，华商就已遍布加里曼丹岛各港口，并对当地的商业呈主导之势。事实上在荷兰人重点经营的爪哇，最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相比种植业和采矿业，纯贸易活动所能沉淀的人口并不多，

    最早在婆罗洲发现并开采黄金的，应该是文莱苏丹国境内的华人。19世纪中，西加里曼丹沿岸的苏丹们，也纷纷引入华人勘测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流，并陆续发现了多处金矿。如果以河流为标识划定范围的话，这些华人覆盖的矿区，从西加里曼丹北部的“三发河”流域，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部的“帕万河”流域。其中又以西加里曼丹中心河流“卡普阿斯河”以北地区为集中连片区。

    与荷兰人将制糖业分包中国人的模式一样，西加里曼丹的苏丹们，同样也不会直接参与金矿的开采，而是将某一河段承包给某一华人社团，并定期收取租金。这种模式，给予华人以相当大的自由，以至于身处婆罗洲的华人群体，开始由经济、文化属性的“社团”，向有政治属性“社会”进化。当然，依托种植业做大的爪哇华人群体，也同样有着这个的趋势。只不过强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制造“红溪惨案”之类的强势手段，避免了这一切的发生。

    相比在荷兰人主导的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在西婆罗洲的政治空间要大得多。这很大程度有赖于当地马来苏丹们，无法有效统治那些人口占优的达雅人部落，需要有一支第三方力量来帮助他们做大自己的力量。引入荷兰人或者其它西方商人也是一种选择。只是即使不考虑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单看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军事优势，主动选择他们做合作者也是件很危险的事。尤其婆罗洲的苏丹们，自身的力量大都比较薄弱。认清这一点的苏丹们，在荷兰人试图取得贸易专属权时，甚至会与当地华商联合起来，拒绝这一要求。

    这里要先来解读下“社团”这个标签。正式的定义中，所谓“社团”一词指向的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爱好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不过对这个词，在看港片长大的一批人眼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上世纪8、90年代那些快意江湖的香港电影里，“社团”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自称。当然，不管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所组织的“白”社团，还是帮派性质的“黑”社团，其实都是符合刚才所说的定义的。

    之所以把前往西加里曼丹采矿的中国人，用“社团”一词概括，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是一个个“社团”组织，最初的组织原则与中国曾经存在的洪帮、青帮等帮派组织并无二致。只不过西加里曼丹特别的地缘环境，使之一度有机会登堂入室，进入政治序列。

    在西加里曼丹，以采矿业为经济基础所结合成的一个个华人社团，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称——公司。你没有看错，就是公司。事实上，中国人将商业组织命名为“公司”正是源自于婆罗洲的采矿业。顺便说一下，网络上有种说法，言“公司”一词所源自的孔子和庄子之说，其实是臆造。这两个字连用成词的初衷，就是字面本身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互益组织”。这样一看，是不是和“社团”一词几乎可以划等号呢？

    说起来如果不是“公司”一词，最终被套用在了西洋泊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组织上，估计现在海外的社团组织还会自称“公司”。有意思的是，在帮会组织生存空间日渐压缩的今天，很多此类“社团”又开始以现代意义的“公司”形象，游走于正常社会中。

    再追根溯源的话，“公司”一词涵意的转变，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甚至说就是“兰芳公司”的转型有莫大关联。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将以这一特别的案例，来了解中国传统社群，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将如何对接西方文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成千上万涌向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来说，并非天然就会结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无可能因为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洪门兄弟，就会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由于闽粤地区族群结构的复杂性，海外华人在抱团取暖时，最初都会倾向将个人的地缘属性作为重要标准。比如说兰芳公司，核心成员就是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同时，前往西加里曼丹淘金的华人，亦以客家人为主。

    从商业角度来说，随着竞争的加剧，兼并、重组，直至形成垄断共赢的局面是一种趋势。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至荷兰共和国的建立，本质都是基于这一商业规律。这一规律同样也适用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主要聚集于三发河——卡普阿里河下游之间的数十个华人公司，在18世纪70年代大体重组为了两部分：一是南部的“兰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顺总公司”。前者的核心采矿区被称之为“东万律”；后者的核心采矿区则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劳鹿”

    与西加里曼丹为所谓“兰芳共和国”一统天下网络宣传有出入的是，兰芳、和顺两大华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