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四章：河套之战（九十九） (第4/4页)

团，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后者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征服。兰芳公司之所以成为西加里曼丹华人社会的代名词，更多是因为荷兰人在征服和顺等华人公司时，兰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态度，而较晚被消灭。

    另一个有意无意的认知误区，是撇清“兰芳”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将之描述为竞争关系。这当然是由于所谓“兰芳共和国”，已经被拔高为了一面共和旗帜，将他的出身与一个帮派色彩浓厚的组织挂钩，实在是有侮这一定位。然而，兰芳公司的天地会组织性质，却是又客观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愿意相信兰芳为亚洲“共和”体制开拓者的研究者，会将兰芳公司的一些竞争社团，笼统称之为“天地会”，并认定其天地会式的组织形式，只是向后者借鉴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华人共和国，但说华人自18世纪中后期起，一直主导当地经济，及形成了稳定的华人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吸引华人前往西加里曼丹青奋斗是西加里曼丹的金矿，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华人社团，一开始都是从事采矿业。要知道，一个聚集了数以万计华工及其家属的区域，粮食的供给本身也是一笔大生意，尤其中国人的食谱跟当地土著有很大区别的情况下。

    在绝大多数公司专注于采矿之时，部分华人开始注意到了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巨大商机，兰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类似的商机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淘金热中同样呈现，在绝大多数人把“金”理解为水中的砂金时，某个顺势发明耐磨帆布牛仔裤的美国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

    相比牛仔裤，粮食要更为刚需、更容易因垄断而扩张势力。在采取结盟的方式，与其他采矿公司联手消灭自己在农业领域的竞争者后，兰芳公司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充，并开始染指西加里曼丹的矿业。与其同时，意识到危机的其它华人公司，也开始分出人手开辟自己的农业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个的矿业公司，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结构齐全的华人小社会。

    对于习惯于打造自循环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发生在海外的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也还遗存有很多基于某项产品生产，比如钢铁生产、石油开采，而衍生出的一个个“企业型社会”。这些大多为国企的大企业，不仅拥有医院、学校，甚至派出所等社会性机构，甚至在人员流动上呈现出很大的自循环性。只不过在政治结构稳固的中国，这些“企业型社会”并没有机会进化为政权罢了。兰芳公司存在了约112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兰芳公司与其它华人采矿公司一起，在西加里曼丹打造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华人社会。由于没有更高一级的政治保护，西加里曼丹的“企业型社会”同时还衍生出了自己的行政、执法，乃至军事机构。有稳定的社群、有固定的领地、有政治属性的管理机构，这一切都使得西加里曼丹的华人采矿公司，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条件。

    由于东西方地缘背景的差异，无论是兰芳还是其它华人公司，本质都不是西方类型的“共和国”。比如其在法律层面所依托的，是洪门那些属于习惯法范畴的帮规。当然，所谓共和国的本质，是认定“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而非个人的。从这点来说，以洪门“兄弟”式关系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被称之为“共和国”，也并无不妥。只不过，当时的华人社会还没有这种认知罢了。

    尽管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已经具备了“国家”各项特征，但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就是国际认可。每一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国际法则，比如想从中华朝贡体系中得到好处的话，获得中国皇帝的认证就是必经的程序。就现在的“世界”而言，联合国则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国家身份的认证机构。西方支持建立的，从塞尔维亚脱离出来的“科索沃共和国”，以及俄国支持下，从格鲁吉亚脱离而出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尽管都有些国家予以承认，但在联合国五常没有形成共识之前，都还是很难被认定为是正常国家的。

    那么在18-19世纪的西加里曼丹，如果当地的华人社团有意组建国家的话，他们客观上又应该取得哪一方的认证呢？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是一种方法。有观点认为，兰芳公司似乎这样做过，不过并没有结果。以中央之国无意向海外扩张，并视移民为“天朝弃民”的一贯做法来说，无论是否做过这种努力，结果其实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更大的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欧洲人才是这个在这个时代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具体要来说，西加里曼丹华人真正要面对的，是已经将南洋群岛视为自己领地的荷兰人。

    很不幸，并且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荷兰人完全没有把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视为平等国家的想法。早在17世纪初，荷兰人就曾经尝试过登陆加里曼丹岛。不过一方面因为当地土著的激烈抵抗，另一方面也由于加里曼丹岛的资源，在南洋几个主要岛屿中实属较低的，因此一直到18世纪末，荷兰人也只是在岛屿南部，传统上属于爪哇岛政治辐射范围的南加里曼丹沿海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

    西加里曼丹马来苏丹们与华人采矿公司之间的矛盾激化，是荷兰人得以渗入的原因之一。这些将华人社团引入自己领地淘金的苏丹，无疑从华人的辛勤劳动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有记录表明，在华人社团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采矿的18世纪中期，仅三发地区的马来苏丹，每年都能够得到500两黄金作为地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尾大不掉的情况终于出现。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及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使得华人社团开始不满足于承包商的地位，开始谋求独立地位。

    以兰芳公司及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成立为标志，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呈现三族鼎立的态势。身处这片土地的华人采矿公司、马来苏丹国、达雅人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由于华人在经济和组织力上更具优势，且已经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局势一直朝着有利于华人的方向发展。

    当苏丹们认为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是主要威胁时，他们倾向于引入华人力量，来帮助自己稳定统治；而当华人势力开始做大时，雅加达的荷兰人又反过来，成为了苏丹们制约华人社团的外援。19世纪20年代，荷兰人的军队开始进入西加里曼丹，并在当地苏丹的支持下进驻三发、坤甸地。荷兰人的到来，当然不是出于维护马来苏丹们的利益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控制整个西加里曼丹。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做的是逼迫是华人采矿公司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保护。很显然，这种做法将极大影响华人采矿公司的独立性及利益。

    任何一个群体在面对这种境遇时，都会自然分化成两派。总得来说，在荷兰军队登陆并开始向华人采矿公司施压之后，控制北部矿区的和顺总公司，倾向于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荷兰人赶出西加里曼丹。除了军事上的抵抗以外，寻求英国人的支持，是其在外交上的策略之一。

    与荷兰人在崛起之时，战略性的对标葡萄牙不同的是，大英帝国更多是伴随着对西班牙殖民地的侵夺而崛起的。这很大程度与英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足以与西班牙抗衡的人口优势有关。从16世纪末起，通过一系列针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拓展殖民地。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不仅击败了西班牙，还击败了试图与之全球争霸的法国人，包括也尝试分一杯羹的荷兰人，成为了整个北美地区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