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盼郎归 (第1/2页)

    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包括固定电话在内的通讯设施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属于难以承受的消费品，除了少数乡村干部和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人家外，一般农户基本没有配备。特别是在柳树沟乡葫芦房子村附近，三大通讯运营商都没有设置信号基点站，属于移动通信的盲区。这样，山里人与在外工作、上学或打工的亲人们沟通就变得十分困难。

    自从毕志胜婚后外出打工，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也就是在小年前后的几天时间里，邱艳芬每天傍晚都会来到村头，将黄昏时刻的远眺和等待当做一种美好的享受。在这个时刻，望着山那边的路和路那边的山已成了她无法改变的习惯，山峦重重叠叠，思念轻轻飘散，寒风中矗立在寂寞村头的执着身影，绝不亚于早年的一部电影里《夜夜盼郎归》中的戏码。偶尔等到丈夫在洒落一地夕阳余晖的山路上由远及近时，邱艳芬的那份惊喜和快乐，简直就让她自己不知所措。当毕志胜放下包裹一下子把她揽入那宽厚而温暖的怀抱时，一股遍布全身的幸福热流立刻会化作泪水涌上眼窝。

    十几年来，“春运”这个词汇在春节前后，每天都成了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地方台黄金时间播出的新闻节目中的内容提要之一。配合着播音员的声音，不断地切换着全国各大火车站、机场、码头等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别样场景。这些年复一年的场景展示了“家”与“国”的变迁，勾勒了记忆的年轮，衬托出亲人相聚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奢侈品。

    感叹背后，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家庭形态变化。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稀释了以往的大家庭，“分离”成了常态。城市里的小两口和远方的父母，进城打工的夫妻和留守的子女老人，乡愁成了阻隔在他们之间“发展的代价”，而平时紧张繁忙的工作节奏也使相聚变得奢侈。因此，“春运”不仅是一道交通运输的难题，更折射出人们对团聚的期盼，那是埋藏在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再远大的前程，都得是从家起步；再忘我的奋斗，家都是归宿。守住浓厚的亲情，善待难得的相聚，分离才会更有价值，发展才会更有意义。如果说以往的城市化进程，多少忽略了“家”的存在，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用制度设计创造更多的空间，多一些热气腾腾的家庭温情，让城镇化记得住乡愁，更容得下厮守。

    毕志胜、王富余和潘铁在几天前就买好了由本市始发往赤峰的火车票，农村过年虽然在物质上没有城市丰富多彩，但是那年味却是绝对的十足。一进腊月门，那nongnong的年味就会扑面而来，杀猪宰羊、做豆腐、蒸粘豆包、打扫房间整理屋子，等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年的序幕就正是拉开了。按照传统习俗过年过的就是举家团聚、合家欢乐，在外地工作的都是在年三十之前回家与父母团聚，而在外打工的人一般都是选择过小年之前就回家了。

    农历腊月二十一下午三点多钟，毕志胜他们三个人就匆匆忙忙的赶到火车站。进入候车室后，他们找个地方坐下，把行李包就放在地面上。毕志胜见离下午四点半检票上车还有一段时间，就决定去站前胜利广场的地下商业街给年幼的孩子买点吃的带回去。岁数较大的农民工回家时是舍不得购物的，只有把钞票带回家心里才感到坦然。毕志胜毕竟年轻些，孩子又小而且对他这个当爸爸的只有恍惚的印象，所以他想要给孩子带上一份惊喜，更是想给孩子以后留下一个期盼，以此来唤醒、强化孩子对亲情的记忆。

    “二叔，我想出去买点东西，你们俩去吗？”毕志胜看着王富余和潘铁说。

    王富余打了个哈欠，说：“我嫌累，就不去了，也没什么好买的。”他又对潘铁说：“你愿意去的话就和志胜一起去吧，我在这看着东西。快去快回，别耽误上车。”

    毕志胜和潘铁从站前广场西面的入口处来到有三四层的地下商业街，他们径直寻找着食品区，路过的那些服装鞋帽、工艺品、小百货摊床，丝毫引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