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理想的变迁 (第1/2页)

    宋祖英唱的那首喜庆、欢快、甜美的《好日子》歌曲，曾唤起了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理想。只是这种理想较之过去的纯真年代有着天壤之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盛行，除了压抑后的政治清明，还有“现代化”这么一个让人兴奋的东西。它似乎言之凿凿地会在不远将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其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伟大抱负，给了人们明确的心理预期。不需要心理防御，活在这种魅化的理想中，人是幸福的，能够超越世俗生活，是因为既可以赋予现在的生活以意义，又可以相信会有更好的生活。

    但是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上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了去魅，曾经被确定的未来，其确定性开始黯淡。而所谓的“现代化”被还原成世俗的物质主义，以及各阶层的博弈进程。到了今天，理想已然是一种隐痛，但它并没有死去。或者，它收藏在人们的心中、梦中、继续潜伏着。或者，它写在一张张年轻，但在世俗层面上过早成熟的面孔上，以“梦想”、“目标”、“价值”等替代性的方式说出来。

    简单地指责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理想也许是错的。只要一个人不拒绝未来，他就难以放弃理想，至少理想是他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往前走的拐杖。不同的只是，理想的内容变了，它的指向，它的表达变了，正如社会变了。我们不会一直呆在没有变化的世界中。当现在的社会结构，离过去已经很遥远的时候，理想和它的经典意义，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甚至彼此之间显得陌生。这正是理想在今天的本质：它已经世俗化、生活化、利益化。人们无法有一个好的心态去仰望天空，而只能是关心脚下，随时会担心生活的地基是否稳固。

    这正是理想的撤退，沿着物质化，沿着社会的生存竞争，以及心理竞争的路径撤退。但它的命运就是受挫。而正因为如此，理想的世俗化，反过来也成为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白领、公务员等年轻群体在心理上疗伤的方式。不安全感，使想要买上房子；能够有个好一点的工作；能够结婚、找到一个可以爱自己的人；想要收入增长能赶上CPI；能够实现人生某种规划，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够没病没灾，生活稳定等等世俗理想，这既是物质主义的后果，也是受伤后撤退的集体选择。

    现在，以毕志胜为代表的一些较为年轻的农民工，已经不在满足于简单的温饱状态，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是日益强烈。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方面总是偏爱大中城市，这里集中了绝大多数诸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商业等公共资源，而在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却显得非常贫乏，对公共资源、公共设施的占有率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羡慕和想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但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户籍、经济状况等硬性指标想要成为这里的市民，哪怕是二等三等市民也都是望尘莫及的。尽管他们为所在的城市长高、增rou、扮靓贡献着自身的力量，却没有空间容得下他们。

    按照口头约定在元宵节晚上，老刘和席香卉要为毕志胜、王富余等接风，说是接风洗尘，实质上还是像上次那样到老刘与席香卉的出租屋简单地备点薄酒素菜，外乡人聚一起喝点小酒、唠唠家常、放松放松。不到晚上六点，席香卉就做好了饭菜。因为在这天晚上，历时十多天的烟花节将在闭幕式上达到最**，所以每年的元宵节工地上都比往日提前一小时下班。五点下班后，毕志胜让老刘先回去，他回到集体宿舍脱下工作服，换上一身比较干净得体的衣服，就匆匆忙忙地往老刘与席香卉的出租屋赶。在出租屋附近，毕志胜走进一家小超市买了两瓶简装牛栏山白酒，然后拎着酒走进出租屋。“小伙子，你怎么还客气上了？就那么来呗，还买什么东西啊？”老刘一边摆着凳子一边笑着对毕志胜说。“这不是正月吗？还没过完年那，空手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平时就不给你买了。”毕志胜把酒发到桌上，说：“今晚就喝这个酒了，不过我得少喝点，吃完我得去星海广场看放花的。听说可好看了。”

    等第三个菜端到饭桌上时，王富余才叼着烟卷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席香卉又端上来一盘菜，说：“老王，就你自己来的，秦玉洁呢？”王富余坐到床沿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