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同是炎黄子孙 却要相互杀戮 (第2/2页)

*却要共产共妻，这灭绝人伦的东西我们能要吗？”百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道共产党就不是人吗？‘媳妇’那有大伙儿共用一个的？那不是畜牲？”大家没有响应，那国民党部书记接着又讲了话：“我们要响应领袖蒋总裁的训导‘戡乱救国不成功便成仁！’”

    那国民党部书记义愤填胸讲完后，向中间坐着的那个国民党军官点头。

    军官站了起来，他未曾讲话之前先用右手提了起来桌子上的那颗人头，言道：“这就是**的人头，**共产共妻，十恶不赦，谁敢跟他们走就与他一路同罪！”说着话那国民党军官，提起人头站了起来走出座位，走到百姓跟前，在百姓脸前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晃动着。

    那颗人头的鼻子已经塌下去了，一支耳朵已经耷拉了下来半拉，头发已被血凝固得打成了绺儿，被那军官的手一攒又变成了一个团儿定在了那里。青年人看到老远就背过脸去了，老人合上了眼睛，孩子们吓得哇哇的哭了……

    军官看到了这些，微微的笑了，吼道：“这就是当共产党的下场！”

    会散了，国民党军官，命令两个兵，把一根棍子横着插在了广场西边墙头子上的石头窟窿里，把那颗人头装在了一个柳条筐子里，挂在了那根棍子的另一头儿。

    那个区党部书记回家躺在炕上，总想着那个现在已吊在了墙头子木头棍子上的人头，虽然那个人头已经面目全非，但他总像似曾相识，他想啊想啊，忽然他想起来了，他太像他的那个同乡和同学了，那是他们一个村的，岁数一样大，从小在一块儿念书，一块儿考上了同一所学校，他们俩一块儿谈理想，谈报负，他们俩都有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报负，都想报效祖国，使祖国强胜，他们的志向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实现自己的志向却不想走同样的路，经过反复争执，相互反复劝说，谁也没说服谁，一个去了重庆，一个去了延安。

    砍下的这个脑袋跟他的那个同学太像了，究竟是不是哪？他想起了他的那个同学右耳后有一颗很大的黑痣，夜里，他拿上了手电，走到了那个挂着人脑袋的柳条筐前，举起手电照那脑袋的右耳后，右耳朵已耷拉下了一多半，耳朵后看得清清楚楚，一颗诺大的黑痣长在那里。真是他的那个同学啊！他不由打了个寒战，叹道：“我让你投奔政府，你却非走歪门斜道儿投奔八路，现在你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不是你自作自受吗？

    原来这个烈士，生前奔了延安，到延安后，进了抗大，抗大毕业后，被派到晋察冀八路军某旅担任旅部参谋，这次下乡，是联系征兵之事，谁想国民党特务告密，不兴遭此下场。

    而那个国民党南口区党部书记自和他那个同学一别，去了重庆，投奔了国民党中统调查局，抗战胜利后，随接收大员们回到北平，因他无有靠山，派了他一个苦差事，到南口当了一个区党部书记，时局不稳，国军战况急转直下，他也耳有所闻，但自己既然已经上了这条船，只得跟着它航到底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昌平城东，“东营村”的共产党干部——游击大队长王鹤龄，到北平购买器材，走到凉水河村时，被国民党昌平警察局抓到，王鹤龄被捕，共产党想出一个办法营救，通过内线把王鹤龄安排在新兵队，意欲以后再想办法脱离新兵队，继而重返解放区。王鹤龄已成功到了新兵队，却被他的一个仇人认出，继而告秘，王鹤龄又被国民党警察局抓回，严刑考打，压杠子、灌辣椒水，坐烧红的铁板凳。王鹤龄不招，又把他的手、脚，用铁钉子钉在一个大字行的木架子上，王鹤龄犹不招，遂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清晨，把他处决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昌宛县委城工部，和社会部，集中了山外平原地区的保甲长一二百人在狼儿峪集训，对这些保甲长进行解放形势的教育，动员他们完成对民主政府缴纳公粮的任务，不做破坏革命的事情。

    狼儿峪村，住着几十名共产党的党政军干部，国民党的西山大队长“杨述”得到此消息，带领国民党三十五军一零一师，沙河保密局突击队，和瓦窑、溜石港等三个大乡的还乡团的一千余人包围了狼儿峪，经过激战，共产党的十三名干部牺牲，二十六名干部被捕，三十九名群众被抓走，一名群众被打死，三名群众被打伤。

    笔笔血债，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掉的，血债要用血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