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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0四章 四类份子的俩组长 (第1/2页)
我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斗会,那是在南口工厂的大cao场进行的,那个cao场好大好大,至少要有二十亩地吧,那个台子搭的也好大好大,台子两边有大幅的漫画,一边是红卫兵拿着笔掷向正在狂奔乱跑的彭真,一边是工、农、兵手里拿着自己的工具和武器,齐齐对准了被踩在脚底下的彭真。 那次来的人太多太多了,全南口地区工厂的工人、机关的职员、解放军,还有几个公社的农民…… 批斗会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 批斗会如果在白天,接受完了批斗后,四类分子们就要去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干什么?主要是清扫街道。 我们这里是半山区,街道上有永远也清扫不完的石头子儿。 五、六十岁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老头儿用竹耙子,把石头子儿搂成一小堆儿,然后由年壮一点的老头儿把它们抬到村外边去,在我们没有加入四类分子队伍时是这样,在我们哥俩加入了四类分子队伍后,往村外边抬石头子儿的这个任务的首选之人自然就是我们哥俩了。 抬石头子儿是用荆条筐,荆条筐本是抬粪的,一筐粪有一百五、六十斤,而一筐石头子儿就要有二百多斤了,得亏我的肩膀早在喂猪时被泔水桶压出来了,抬石头子儿我并没有感觉有多吃力。 全村的四类分子有二十多个,专门管理四类分子的机构“治保委员会”为了便于管理四类分子,在四类分子中设立了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 组长是个大个子,个头儿超过一米八,虽然当时他有五十七、八岁了,可是身体却异常硬朗,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异常硬朗的身子骨儿,他能带着大家去干活,才让他当了组长。 副组长岁数更大一点,有六十多岁,他本是个身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先生,可是却让他当了副组长,为何让他当副组长?是因“治保委员会”看中了他能“写”,四类分子交待问题时他能做记录。 两个组长一武一文,一文一武相互弥补。 武的虽然是武,但他甭管跟什么人说话都满脸堆笑,虽然他满脸堆笑,但没有一个人说他好,都说他是个“笑面虎”。为何说他是个“笑面虎”,因为他是个地主分子,说他是个地主分子,可他在南桃花村却没有一亩地,没有地,怎么还说他是地主呢? 原来啊,他本来不是这个村的人,他是西边山里老解放区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搞得早,土地改革的风声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听说土地改革不但分地还要杀人哪!而他哪?因为自己有几十亩山坡地,山坡地上又有些山杏、核桃,家里还有两头骡子,还有一头驴,完了秋,把自己的家里出产的核桃、杏瓤子,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卖了自家的山货,又去搜罗别人家的山货,用自家的骡子再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挣些差价,日子过得自是足不愣的,你家日子过得好,就蔫了吧叽的过得好吧,甭瞎招摇,可是他哪,天生是个爱招摇的主儿,而且是个“气人有笑人无”的主儿,免不了对着穷人瞎显摆,话里话外牙祭别人不会过日子,自己的人品自己知道,自己得罪的人自己更知道。一天晚上,一个至近的亲族告诉他:“贫农团开会啦!过一两天要斗你哪!你啊!早叠铺儿吧!”他听了这话不敢怠慢,夜里起来,把骡子和驴的四个蹄子用棉花裹上,外边包了些布,用绳子把布牢牢的捆在牲口蹄子上,让大人孩子骑在牲口上,鸦雀无声的走出了大山沟,翻过一道梁又一道梁来到了南桃花村,南桃花村离南口敌占区有七里,那里住着国民党暂编第三军,他知道这里已不是共产党的管区,于是他就租房住在了这里。 他带出来的钱是有数的,一家子六七口子人张着嘴要吃饭,他知道坐吃山空海要甘,于是他卖掉了一头骡子,打了一挂“铁瓦车”,有买卖做买卖,没买卖跑运输。 村里猛然来了这么一户人家,村里人出于好奇,断不了跟别人打听这家人的底细,这家人在这个村子原来也有亲戚朋友,如果没有亲戚朋友,他如何上这个村子来呢,亲戚朋友今儿一句,明儿两句,慢慢就泄露了这一家人的根底。 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南口解放了,南桃花村来了共产党的工作队,建立了贫农团,依靠贫农团搞土改,他的来龙去脉自然也让工作队了解了个清楚明白。 搞土改定成份,按解放前三年的土地、资产,虽然他在南桃花村没有产业,可是三年前在他老家有产业,而且肯定是产业很多,而且他原来肯定作恶多端,不然,他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于是乎,就把他定成了个逃亡地主。 于是,人们把他所有的笑都看成了阴险、jianian诈的笑,人们想像在他笑的背后,不定隐瞒着多少恶毒的伎俩,和阴险狡诈丑陋不齿的勾当呢? 人们对他的笑并不买账,但是他由于笑已经习已为常,不管人家买帐还是不买帐,他还是要笑,他不但对治保主任说话要笑,对生产队长说话要笑,对贫下中农说话要笑,就是对他管辖下的地、富、反、坏说话还要笑。 治保主任也真会选人,正组长说话甭管跟谁都满脸陪笑,而副组长说话甭管跟谁也满脸陪笑。 同是满脸陪笑,但是副组长的满脸陪笑,人们虽然没有恭维他,但也没有褒贬他什么,并没有说他是什么“笑面虎”。 为何没有说他是笑面虎,其一,他本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他的根基大家是明了的。 副组长的祖先是随皇上入关的旗人,祖先给他们上辈留下了许多土地,他这辈儿是哥儿六个,他在哥儿六个中排行最小,人称“老先生”。他jiejie嫁给了北京,姐夫在北京开着西药房,在包头有分号,姐夫在北京支应着北京一摊子,包头那摊子弄不过来,在老先生十八、九岁的时候,被姐夫召到包头给姐夫支应包头那摊子,后来姐夫在包头给他成了家。 可就在那年,老先生父母双双故去,在老爷子弥留之际给哥六个分了家,每人分了六十亩土地。 十个手指头不会一边齐,他的五个哥哥原本,身不担担、手不提篮,精神异常空虚,空虚了就去找刺激,有的学会了抽大烟、有的学会了耍钱,先后败了家。 败了家,生活无着,又想起了老兄弟的那六十亩地。 一次老先生过年回家探亲,三个哥哥不约而同找老兄弟言道:“老兄弟啊!哥哥现在是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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