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第二次日俄战争二 (第2/2页)

士民文》，极尽煽动、拉拢之能事。文中历数俄国“毒比长蛇”，“贪得无厌”，“欲逞凶焰于东方”，“始而庚申英法之寇，托言居中调停，奄有我东海，次而甲午中日之役，藉口代索侵地，窃据我旅大，终而庚子拳匪之变，假名靖乱保路，逼处我三省……侵占我山林，攘夺我矿产”，竭力宣扬“日本与我华夏同文同种，形势唇齿，见我华夏之贫弱不振，而受俄人之凌侮，思拯诸危亡之域而共保太平之局，引为天职，誓不敢陨越。”鼓动东北三省士民，“无论其团练乡勇或前此华夏目为匪党者”，对俄军要“相机度势，扼要制胜，或声东击西，或捣虚而批亢，破坏彼铁路，斫断彼电线，焚烧彼营房，轰击彼武库，使之疲于奔命，不安寝食，联络全绝，分应欠灵，内外兼防，兵力愈单，腹背受敌，危惧交至，则力绌势竭，自取灭亡，不战而溃矣。”而对日军则要“联以腹心，任以耳目，或为向导，或为间谍，接济粮秣，供给房屋。凡其有所缺乏，则必代为设法；有所需要，则必出力襄助。主客相待，联为一气，表里相助，互为策应。”这样，俄军便犹如“囊中之鼠，砧上之rou，不毙何待？”这篇檄文由于抓住了一般华夏人尤其是东北民众的普遍心理，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煽动性。

    几年前，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派人拿着这篇檄文对散处东北各地的民间武装进行拉拢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现在，日本人仍然用这种方法在东北进行宣传。不过，因为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在东北的残暴行径，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了。

    在搜集俄军情报方面，日本再次得到了清朝重臣的支持。在1902年2月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怡与造少将率小山秋作大尉到华夏“考察”时，即曾到保定秘访清政府北洋大臣兼直总督袁世凯，双方初步达成秘密协定，在侦察俄国军事行动方面互相配合，袁手下的情报人员所获情报统统提供给日本方面参阅。5月，日本派驻芝罘（今山东烟台）的驻华武官守田利远、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立花小一郎以及日本公使馆武官等人，又经与袁世凯协商，双方达成多项“合作”条款，其中包括：“1.袁直隶总督在满洲及山东之侦察工作，全部委托于守田大尉，派遣在上述各地之华夏侦察将校，受在芝罘之守田大尉指挥；2.驻在满洲及山东各地华夏将校所获得之情报，一旦搜集于守田大尉之手后，由守田加以综合，分送日本参谋本部及华夏直隶总督；3.袁直隶总督、立花小一郎少佐、北京日使馆武官室及守田大尉之间，设置特设之电报密码，以资互相联络沟通。”

    这项协议，在日俄战争中一直贯彻执行，对日军帮助极大。奉天会战前，袁世凯派遣到东北及山东的情报军官达16人之多。他们谎称“脱队人员”，暗中协助日本间谍搜集俄军情报，如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重要头领之一的吴佩孚，当时就被派到守田利远手下。他曾扮作杂役，潜入辽阳俄军统帅部刺探情报。1904年5月，守田利远率领由40余名日中间谍人员组成的谍报班，从烟台渡海，在辽东半岛登陆，除对复州、普兰店等地的俄军情况进行侦察外，还向奉天、盖平、岫岩、大石桥等地派出宫相臣、初兰亭、张敏卿、梁慎勇等近10名清朝方侦探人员。

    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以辽阳为据点的日本重要间谍土井市之进，在其活动中也同样利用了许多华夏人为其服务。他在化装成僧人从北京潜往营口时，便曾雇用了一名真正的华夏僧人同行，以遮人耳目，应付盘查。进入辽阳后，土井又雇用了旅顺人王子修为其充当俄语翻译。在王的帮助下，土井建立了谍报据点，并根据其建议，改装成华夏南方商人。同样在王的协助下，土井物色了一批华夏青年，经过简单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北起开原、南达大石桥间的各铁路车站，详细记录俄军每天南来北往各次列车的内容，由土井加以整理后，转交日军有关部门。此外，后来成为奉系军阀首领的张作霖在此期间也同土井有过接触，并曾向其提供帮助。

    虽然此次与日俄战争中的形势有所不同，但这一次，日本人在华夏经营了更长时间的间谍网络必定会比日俄战争时的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