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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私塾先生说过，教育孩子就跟养小鸡似的，成就起来也是一窝一窝的，我们那一年级学生不仅打破了我们村多年来没有大学生的记录，而且一口气就考上了八个。

    在全村既羡且妒的赞誉声中，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但我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我决定出去闯一闯，我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混出个人样来。所以说，我当时的“失踪”完全是蓄谋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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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家出走前一天，我心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无论怎么努力都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约莫凌晨一点左右，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便悄悄地起了床，破例把床铺收拾整齐后绕着我家的老屋转了九圈，颇有点儿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走出去”，至于要去哪里我自己也说不清，只听说南方已经改革开放了，出了村便只顾往南走。到中午的时候，我仍被那种悲壮的感觉激励着，迷迷糊糊不知到了何处，只觉两脚生疼便在路边的树荫下停了下来。要不是肚子不合时宜地乱叫，我甚至不会想到人还要吃饭，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不名分文跑出来的。

    我找了一家有门头的房子仔细看了看，才知道自己已来到了我们邻县的一个乡驻地。那时候的北方改革还刚起步，不少东西仍在统购统销，个体私营尚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找遍了整个乡驻地，唯一的饭店便是乡供销社饭店。

    饭店的生意并不好，两个穿白大褂的女营业员正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尽管饭店的正中央高高地地悬挂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巨制牌匾，她们对到来的人却没有丝毫的热气，居高临下地叫喊着，倒象是人家欠了她们钱不还似地不耐烦，虽然这样的人不多，虽然他们多是询问几句便匆匆离开。

    我渐渐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她们实在不愿有人来打扰，因为待人离去后两人又能有鼻子有眼儿地说笑了。偶尔有几个到饭店吃饭的，都是穿四个兜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吃的简单又节约，没有多少剩余。看得出来，偶尔的这几位应该算是地道的熟人，因为她们的脸上能够拢起一团笑意，虽然多少有点儿勉强，毕竟声音轻柔温和了不少，间或还能与之开几句半色不黄的玩笑。

    后来，我对此进行过专门地了解，她们多是有背景的女人，饭店的效益与她们的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干系，连经理都必须让她们三分。

    显是我在门口长时间的徘徊观望惹恼了她们，其中的一位扔给我两个干巴巴的白面馒头，不耐烦地嚷着赶我快走，她必是把我当成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叫花子。准确地说，不是当成，而就是，那时的我与叫花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意识到，吃饭问题将是我今后必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在回家还是继续走下去的犹豫中，我来到了一座小县城。小县城有两三个乡驻地那么大，零星的几座楼房高高在上而又冷漠地矗立着。

    时已华灯初上，不争气的肚子又闹腾起来，我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县供销社宾馆，宾馆门前的那些我当时尚叫不出名被误认作小彩灯的霓虹灯眨眼似地不停闪烁着，引得我直两眼发花。

    及至到了近前才发现，有一高一矮两位身穿公安制服的人一左一右木头似地立于门前。高的怕有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矮的则绝不会超过一米六十；矮的肥胖如猪，高的则又精瘦如猴儿。如此鲜明地对比排列让我忍不住想笑，我强忍着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装作食客就混了进去，里面正举行盛大晚宴。

    但我不久即被揪了出来，饥饿让我不肯就此放弃，我在期盼奇迹，奇迹往往这样：越是期盼越是姗姗来迟，而且期盼得越强烈越是不来。

    三番五次，终于惹恼了穿制服模样的人，高个子冷不丁就撂倒了我，矮个子则上来就一阵拳打脚踢……

    等我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躺在一座半圆形的桥孔内，周围横七竖八地蜷缩着五六位，其中的一位正打着鼾，鼾声如雷，显是他们救了我。

    桥孔内蚊虫奇多，嗡嗡地叫着，叮到人身上奇痒难当。蜷缩着的几位竟能不以为意，偶尔抬手朝自己身上的某一部位响亮地拍一下便又香甜地睡过去。

    我下意识地动了动，只觉浑身酸疼无力，连抬手挠痒的气力也没有，只能任蚊虫去叮去咬去随意挥霍着我的血液。这时候，饥饿又猛烈地袭了上来，为了抵御这股把剧烈的痛疼都盖了过去的饥饿，我竭力地去想象一些美好的东西。

    想象也是现实的：如果现在突然拥有了十元钱，不，一百元，一千元，或者更多一些，我会去干什么呢？我尽力地让自己的想象档次提得更高一点儿，可脑子里能够出现的却尽是些油光光的母亲做给老师吃的那种白面馒头和我那已破旧不堪的木板床以及略显低矮的枕头之类的东西，可惜连这些不入流的东西也没有，哪怕有一块我最讨厌的黄面饼子和几根儿咸菜也好。

    说实在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金钱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却不料想象加剧了饥饿，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意识再次回复时，天已蒙蒙亮了，我的面前或蹲或站或半跪了五个叫花模样的人，高矮胖瘦瘸，若不是天公有意安排，绝不会有如此奇妙的搭配。

    他们正焦急地瞅着我，胖的那位正半跪着用汤勺从左手的小碗里盛小米粥一样的东西往我嘴里喂，那东西咸咸的腥腥的有一股说不出的香味，我至今也没弄清那到底为何物。此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美味。

    见我醒来，他们脸上现出一阵惊喜，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便即挪至离我较远的地方凑到一起争论着什么。

    我集中精力耐心地辨别着他们的争论，隐隐约约听出了个大概，他醒了，已不可能再惹祸上身了，完全没必要再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浪费时间，据说城里的行情大不如乡下，只要到了乡下，百家饭再难吃也不至于饿着。

    争吵完了，他们蓦地转过身，唯恐我追赶似地，先是神情古怪地盯着我，慢慢地后退着，而后飞一样转身就跑。

    果是叫花子！我居然会心里充满了鄙视，便恶作剧地吼了几声。

    他们跑得更急了，瘸的那位跌了一跤，其他的四位不得不转身搀扶着他，几乎在拖着他跑。

    我痴痴地笑着，但困境很快便让我认定，暂时按他们的方法首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怕是我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果如他们所言，城里人好斯文，自然不自然就要流露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大爷相，而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反不如农村来得容易，尽管他们的洁净与文明仍在诱惑着不少人奋不顾身地去争取这么一个身份。

    我故意弄脏了自己，一路走下去，不仅温饱问解决了，而且讨要的东西常有剩余，虽然这些东西多是几片地瓜干或几块饼子头。

    一个人要帮许多人着实不易，而许多人要帮一个人却很容易。为了解决剩余食物的腐败变质问题，我创造性地把讨要食物改为讨要粮食，然后再把粮食带到城里高价卖掉。我对自己的发明甚为自得，我坚信高矮胖瘦瘸五位绝不会想到如此绝妙的主意，我甚至已经在为他们失去象我这样一位高手而感到惋惜。

    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便有了四十元的收入。在那时，这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因此，我住进了城里的旅馆。当我用guntang的热水彻底把自己清洗干净而后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