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4/5页)

了一下，让他去看时一定要叫上我，但“熊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这事，好长时间都没有去看他。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做着近段日子的例行功课，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身心俱颤的咳嗽声，我知道班主任来了，这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严肃的人，我连忙把正在读的《天龙八部》和烟火连同自己一起藏到被窝里假寐。

    意念中，他轻轻地抽了抽鼻子，显是闻到了空气中的焦臭味和掺杂于其中的浓烈的烟味。为了不让自己虽竭力掩饰仍抖动的眼珠露出破绽，我故作迷糊地翻过身子背对着他。

    他缓缓地走近给我扯了扯因翻身而裸露了大半个身子的被子，因强自抑制着咳嗽粗重地喘着气，我猜想他一定在憋得脸通红，却独没有翻过身来验证一番的勇气。我分明感觉到他从衣兜里掏出一物件塞到了我的枕下，因此在他剧烈地咳嗽着离去后，我一转身就爬了起来。

    信封！里面是一封恰如其分地反映着他的性格的折叠得认真仔细的信和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包括了从十元到一分所有面值的钞票的四十元钱。

    我忙不迭地打开来信，上面没头没尾地写着：这是四十元钱，算是你父亲送给我的花生米的钱可能有点少，原打算高考后直接与你父亲当面算清，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因为我必须去住院了。临行前，辗转反侧总觉得有一块心病，一定要再告诉你一声，你的智力不错，只要能够克服傲气，肯定能大有前途……

    信不自觉地从我手中滑落下来，良久，我募地掀开被子，趿着鞋子便追出了门外，却已只留下了救护车排出的一道烟尘，当晚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死去的，我竭力地去想象他佝偻着的身体和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地奋力挣扎，鼻子酸酸的止不住地要流泪，此时的教室里女生的抽泣声已响成了一片。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白杨树的嫩芽正渐渐地由黄变绿，天空却突然阴沉起来把之罩上了一层nongnong的灰蒙蒙的死气。那一刻，我的眼前霎时明亮了起来，这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变化，但为时已晚，随后的高考中，我终因自己最讨厌的物理课落后太多而只能上了三类大学。

    对我来说，这既值得庆幸又有损颜面，庆幸的是那时能够考上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有损颜面的是原来成绩曾不如我的一些居然上了名牌大学。

    有损颜面的感觉最容易被夸张成自卑，而自卑在面对自己熟悉的或熟悉自己的人时表现得最强烈，我变得羞于见人，常常的nongnong的莫名其妙的自卑让我开始闭门不出。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根本算不上思考的思考，我决定通过写一本书来缩短自己与考入名牌大学的同学之间的差别。

    此后，我便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但简单的线一样的经历让这个目标的实现如同登天一样难，尽管我没日没夜地写出了上百万的文字，却连豆腐块一样的东西也没能发表过，我便以曹雪芹来鼓励自己，据说他一生只写了一本《红楼梦》：人一生不必要写太多的东西，有一本红楼就足够了。

    这也算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显然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后日益清晰起来，但在反复中必少不了这一段：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要存在的诸多矛盾，让我这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目标不仅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徘徊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常扰得我心烦气躁。

    直到大学毕业，我在这个目标上仍毫无建树，学业却被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目标彻底变成了一个总不兑现的口头承诺，虽然我打心底并不想放弃，或许我只是在拿着那个闭门造车出来的东西聊以自慰，直至终于有一天小偷把这个东西连同我的公文包一并偷去也没能绝了我的念头而让我变得现实起来。

    3

    唯有生活才是最现实的，有了一张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便从一名蹩脚的学生变成了镇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

    按照中国古代的管理制度，我这个干部大致相当于乡丁，用时下较为流行的一句话说，便是虾皮蟹子毛之流，没有人会瞧得起你，却毕竟让我固定拥有了每月一百元的工资。

    那个时候的定位对比仍被局限在同学之间进行，多数同学被留在了更高一级的机关，有一位甚至直接留在了我的上级机关，每逢他们到乡镇检查，我都要借故请假，我无法承受由于悬殊的对比所带来的沉重的自卑感和浓烈的妒火。

    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去谋求自我突破，别无所长，目光又只能重新转移到企图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在连续参加了几期所谓的写作函授班后，我渐渐地降低了自己的目标，尝试着去写一些小短文或类似于诗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发表一二件并以此引起人们的注目。

    我开始注意搜集各大报刊的通讯地址，漫无目的地投稿，认为只要多总有一天指不定那一篇就能引起编辑的注意。如此的急功近利难免便要常常把没经仔细推敲的粗制滥作也投了出去，但我已把投稿当成了一种自信和乐趣，这不仅需要经常搜肠刮肚地去炮制一些文章而让我充实，算起来竟也耗去了我不少钱财。

    这些稿件自然多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丝声响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二家报刊遇有心底善良的编辑看到稿件中注有退稿的强烈要求并附有邮资时也会退回部分稿件，而且多会附上欢迎继续来稿之类简单而又做作的客套话，有的甚至干脆把欢迎来稿字样刻成印章直接盖到了稿件上，即使这样，也常常令我兴奋不已，拿着稿仔细端量许久。

    或许人的观念都需要在经历中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顽固，必须要靠经历来打破，只有打破了这些既有观念，人才能形成新的观念，而只有有了观念的更新，人也才会真正清醒起来。应该说，到我结识了镇里的通讯报道员，我才仿佛清醒了些，或许这又是我的一次转变。

    他是一名临时工，是镇里雇来专门负责向县报投稿以宣传镇里先进事迹的专职人员，受职业影响，也经常向县报以外的其他报纸投一些文学稿子。他要求不高，一年中能有几个豆腐块的东西见报已让他非常满足，因为这已经有了他吹嘘的资本。他告诉我，投稿同样需要朋友，没办法，编辑偏认朋友的稿子，为了提高见报率，镇里都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去报社打点，被派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必定是他，一来二往便有了朋友。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但以我当时的阅历要结识这样的朋友着实不是易事，便凭感觉通过汇款的方式负债对一家外省小报纸的主编拟编撰的一本文集进行了赞助，他虽没有按照承诺让我成为文集的特约编辑，我的那些似诗非诗的所谓诗总算在他主编的刊物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

    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成了一个终结，因为这样的发表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而且让我过上了一段经济上极为艰苦的日子。在一个心情烦躁的日子，我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文稿，我决定另图发展。

    一旦从那种欲梦欲仙的充满渴望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我象一只突然xiele气的气球自半空中掉了下来，轻松之余时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紧张的袭扰。无所事事且又没有任何目标，平凡的如同白开水一样的机关生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