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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开头再困难的事情，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乡镇确有数不清的类似这样的活动，譬如计划生育、提留征收、消灭工业空白村、集体出工、土地调整等等，日后的经历让我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被顽固而严格坚持着的固定程式：拟定方案——试点——推广——总结，其中的四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某一阶段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哪怕是走过场也必认认真真。

    最不能缺少的是材料，材料不仅是用来读给人听的，而且是工作成果的结晶。由于当时打印机在乡镇尚属稀罕物，因此，一手漂亮的字配之以流畅的材料是当时乡镇机关工作者最重要的两项素质，而且漂亮的字往往比流畅的材料更重要，因为材料必须通过字来给人以第一观感，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能够起到“一俊遮百丑”的作用。如若不信，大家不妨去辨一下用打印机打印和一位能写漂亮字的人手抄的同一份材料的观感。

    只要具备了这两项素质，在乡镇便能顺理成章地被推崇为“才人”，常用“一支笔”来形容。这让我感到好笑，在我看来，材料不过是写作者按照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对事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简单至能够说清楚问题的文字表述和记录，反映的不仅是写作者的文字功底，而且代表着写作者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肚量和品格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想象，一个气量狭小品格低劣的人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来，所以称“用心写作”。

    肯定是从这个角度讲，搞材料是机关里公认的最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少有人愿做，连秘书也是不做的，材料多推给了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成立了乡文化站，叫做文化站长，文化站长便是乡里的“一支笔”。

    我常常想，这主要是由于人的素质所决定的，那时候的乡干部有三分之二是临时工合同工，余下的三分之一正式干部也多是部队专业或接班或就工或通过其他途径转正的，尽管他们大多有着中专甚至大学的学历，但翻开他们的第一学历，能有个全日制的高中学历已算是相当不错了，初中高小之类的更是比比皆是。这当然怪不得他们，是国家高等教育一度出现断层的必然结果。

    随着国家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他们纷纷获得了高学历，虽然他们的学历只要集体为其垫交足够的学费甚至勿需上学便可以轻松获得，但他们毕竟已是具有高学历的干部了，即使有再高的学历限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的提拔使用，眼瞅着有不少人蹭蹭地升了上去，虽然绝少有人冲破副县级这个关，毕竟曾主政一方不虚此生。尽管如此，他们确是那个年代忠实执行党委政府决议的一群人。

    我很快便发现，自己忽视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至关重要的哲理，文字功底当然是可以练的，而能力的提高则必须得有经历，在经历中不断地磨练。

    能够让我尽快地认识到这一点的经历，当数在我刚获得书记赏识后的那一段。应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得上获得单位最高领导赏识更容易激发年轻人的热情，尤其是这种完全凭能力和才华而非时下流行的依赖金钱等物质因素而作为获得方式的赏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居然是我思想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急于喷发的热情和因此而引发的沾沾自喜纠缠到一起，一扫紧紧罩到我身上的阴霾，让我的心情如同自己的脚步一样变得轻松起来。

    但如果当时能够象现在这样耐心地品一下，便可以发现其实我整个人都是自相矛盾的：目标仍然模糊，我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意欲何为，朦胧中有一种接触领导的愿望，细想起来，又不是别人理解的那种急于投机钻营的心理在作怪，只觉得能够紧跟在领导身边便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至后来，目标清晰了，接触领导的机会多了，这种感觉反而不见了，总喜欢有意无意地躲着他们。

    或许这只是个例，我原本就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只希望自己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便已经足够。于是，便有人当场作难，还不是**的工资让你衣食无忧？如果让你象下岗工人那样断了工资，便不会有如此想法了。

    当真去想象了一下没有工资的生活，无非是吃糠咽菜，生活苦一点儿，苦一点儿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或者说骨子里还在牢不可破地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有才华，就没有人能压得住，尽可以恃才傲物，经常用来支持和安慰自己这一思想的处世格言是：粗重的铁棒能够压死巨象，但要压死蚂蚁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行动上又急于表现，企图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引起书记足够重视的机会，嘴里却喊着“我无所不能，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常常为此与人做一些无所谓的争论。

    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人的变化，我的心理开始变得脆弱，情绪极易起伏不定，突出表现为：患得患失，常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

    那一段，我必定如此地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逢晚上临睡前，必要把一天经过的事情放电影似地过一遍，大到方向问题，小至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愤怒，否则便强迫自己绝不能睡过去。

    幸亏这一习惯坚持得并不长久，仅那么一小段的时间便已搞得我睡眠明显不足，长期下去会患上精神衰弱症，因为我已明显感觉到这种费尽心机的思量过去之后，显然已激活了脑细胞，要么长久兴奋愈是想睡反而睡不着，要么即使睡过去也总在漫无边际地做着梦，醒来后累得脑袋生疼睡了反不如不睡。越是这样越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让自己惴惴不安好长一阵子。

    这无异是天真的和幼稚的，由于自己的风头，一种暗中较劲无暇预料也无法预料地发生了：显然是感觉我撼动了文化站长“一支笔”的地位，一向跟我甚为投缘的他变得对我不冷不热起来。

    至此，我方才意识到，工作是有分工的，盲目地抢风头，哪怕是多做了工作也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我敢说，随后发生的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必定让他找回了自尊，因为他看我时的笑是那样的狡黠、诡秘与自得。

    那是某一天的上午十点，正是乡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休会期间，书记突然找到了我们俩，安排他下午欲作的一个报告的撰写。由于时间紧迫，报告被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由我负责，下半部分则由他负责。

    有了上面的文字，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这不仅是我第一次独立地去完成在我看来是这样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书记亲自安排的，那里面可是透着多么重要而又严肃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被一股神圣的使命感充盈着，决心要把自己的水平十二万分地发挥出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报答书记的知遇之恩。

    看得出来，他同样在激动不已，毕恭毕敬着，勉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我暗暗讨厌他这种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