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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感到小气的人，似乎一枚树叶就能够打破他的脑袋，我认为这便是临时工的通病，尽管他后来转了正，但仍保持着这种风格，甚至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他这样分辩说，何谓小事？机关里压根就没有小事。

    以我当时的水平当然无法理解他话中的含意，只注意到他把接受这样一次任务赋予了更多的对比与竞争意义上的安排，比我更加重视，虽然他仍是一脸轻松，甚至近乎自言自语地跟我东扯西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我早就听人说过，他年纪轻轻便已修炼到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火候，是安宁乡机关里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位。

    这本是他实实在在地优于我值得我认真学习的方面，却因为这样一段经历总让我瞧他不起：大约是我在工委的那一年，县委尤其重视宣传工作，把在县报的发稿量当成一项硬性指标分派到各乡镇。乡党委政府便相应制定了鼓励到县报投稿的奖励政策，规定每在县报发表一篇稿件除报社的稿费外，再奖励现金10元。

    为便于管理，同时规定凡是关于乡里工作的宣传性稿件都需经过他手。其时正值消灭企业空白村喊得最响的时候，关于乡村工业发展的稿子自是最易见报。不料，他居然把我的稿子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县报发了。

    当时，我的目光被不知天高地厚地定格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以并不在乎这些小事小非。然而，之后类似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便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了，最不该的还是他不该在这个当口儿在我面前大谈特谈什么肚量，说是什么有多大肚量就可以做多大的事儿，似乎我当着许多人的面儿去过问这事有多么的不应该。

    他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寻常事件他总能找到千万般理由，但我那次有根有据的质问确让他只顾肚子一张一缩地呼吸而半天没有应答。我原该体谅他的难处，他是有任务的，但有任务也不能不择手段，这更加验证了同事们关于他“心眼特多”的传言。

    在汉字中，心眼多是正常的事儿，若是特多便走向了极端，连人品也是要打折扣的，人品不好的人多是小心眼儿。

    或许由于他的分头状似出卖过江姐的叛徒蒲志高的造型，所以人们背地里称他“小叛”或“小蒲”。实际上，这是他为人处世最贴切的反映，据同事们说，他们曾专门考验过他，只要当着他的面说过的领导的坏话，领导往往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获知。

    接近领导并没有什么不好，否则领导如何才能认识你理解你赏识你，但绝不可存有出卖朋友踏着别人肩头往上爬的念头，因为只要有哪怕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人们也会找出让你露出狐狸尾巴的方法。

    就这样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我自信不会输于他，因为他的文章软缺少气势而且常有不通顺的毛病几乎是同事们的共识，尽管他自视甚高，常吹嘘“能文必有才，有才必能文”，但这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我自接受任务那一刻起便开始了艰苦的构思。

    我承认当时的自己远不如他老道，但一系列的事件让我的观念早已固执地把他从优秀的文人（暂且这么称呼吧）当中归到了投机文人（或许这样的文人已算不得文人，只能是政客）的行列，自认为不在同一档次，所以更不想输于他，不仅在质量上，也包括气势和速度。

    现实却冷酷地让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的任务完成不及一半时，他已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在距书记规定的十一点交差的时间恰恰差十分钟的时候去向书记交差了。

    可能是由于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的原因，那一段我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所以总让自己疲惫不堪，实践证明，如果长期让自己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往往会让自己丧失做事的兴趣，甚至信心。

    事实上，我已多次推翻了多次已顺利完成却都感不尽人意的构思，至最后居然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拿定主意。待总算确定了最终方案后，那种平日里激情飞扬故意到办公室这种常挤满了办事或闲聊的人而显得吵闹杂乱的环境里写材料借以不知要炫耀点儿什么的优雅心情突然间不见了，原本极为敏捷的思路被紧紧地堵住了，而且越是这样越觉得无从下笔，尤其在他兴冲冲地去交差后，我已写不出任何东西，心情躁乱已极，不住地为自己的无能而无可奈何而沮丧泄气。

    过了异常漫长实际上却不过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已返回来叫我，说是书记中午有接待任务必须赶在下班前看材料。

    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地说，可，我还没完呢。

    没完也要过去。他加重了语气，让人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幸灾乐祸。

    我丧失了理智，顾不上客观存在的时间，仍在顽固地坚持着，而且思路也豁然开朗，当真下笔如流，如果不能够写完，岂不枉费了满腹才华。

    书记终于不得不亲自赶过来了，他并没有责备我，眼神里却飘过一丝稍纵即逝的遗憾。书记当然也有着常人的自尊，不失宽宏大量地说，讲话呗，有个东西比划着就行了，咱又不是没讲过。

    他越是这样越让我感到惴惴不安，尽管后来的经历证实，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对我的赏识，“一支笔”在旁边的一句“小林文章很厉害”的看似夸奖却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恭维话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下午听报告，书记原封不动地读了我费尽脑力写出的那一段，配之以他那浑厚的嗓音，当真让人感觉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散文诗那样的流畅，然而只是极短的时间，他便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挥，又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是那样的不衔接。

    正自责着，书记已读到了“一支笔”负责的那一部分，听着是这样的熟悉，且有几处明显地不通顺。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身子蓦地一振，顾不上继续听报告，便赶回了办公室。我把书记的报告跟上级领导的讲话作了认真地对比，原来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级领导的讲话，几处明显不通的地方正是他曾改动过的地方，甚至连报告中的事例也只是简单地把事例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了本乡的。

    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甚至想象这样的事实，又把过去的报告甚至工作方案尽最大可能地找出来进行了对比，居然全部如此。至此，我才彻底弄清了机关公文的奥妙，后来的经历也让我渐渐理解了这一做法——最上级的文件必定是经过全面的调研才做出的，不仅上级的精神不能违背，而且即使要在不违背精神的前提下突破原来的框框和格式也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乡镇这一级，也绝不会具备这样的实力和勇气。

    然而，凭此即可获得“一支笔”的称呼并以此沾沾自喜却难免让人感到可笑，我恶毒地想，只要有上级的报告稿和小学生的作文水平，就可以写出同样优秀的乡镇领导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