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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除了工资略低一些之外，享受着国家干部几乎同样的待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既如此，我们暂且让他姓林吧，为示尊重，叫“林老”。

    “林老”，即后来与我竞争答辩的那位，在我做了所长之后，曾屡次给我出难题，但最终还是把精力转到了工作上。我问他，你何以能把如此多的数字记住？

    他文绉绉地说，这就是实践的作用，只要你对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领导问及时，便可以随口说个大致的数字，反正领导也不清楚，但不可差距过大，而且必须说得肯定，否则便显得假了。

    这一招果然灵验，其实领导也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致，原就是想了解个大概。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与圆滑，当他终于有所转变时，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且不去评论当时的孰是孰非，但一个担负着至关重要职能的单位到了如此境地，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所长的悲哀。所长有时虽也牢sao满腹，却总在以年纪大为借口推脱，正如“林老”所说，他压根儿就不愿干业务，因为那时抓中心是有奖金的，而且总要高出只负责业务的人员。

    所谓中心工作，就是以乡党委政府为中心的工作，多是些收款、计划生育、催收催种、杀青倒茬、发展镇村企业之类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工作。那时的乡镇政府承担了太多诸如此类的工作，自然便显得任务繁重，但没有办法，千篇一律都在这样做。

    两位年轻人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光景，正好一胖一瘦。他们原都是村里打杂的小干部，同时来到乡里做临时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胖子初中毕业，腆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似乎在挪，偶然搀杂着一点儿上下运动，让人怎么看怎么象只企鹅；他能吃能睡，只要稍有机会立即便能睡过去；他虽然经常穿一些上档次的西装，却多是披到肩上，懒得去洗的脚趁人不注意便会冒着热气从长时间不擦鞋油的皮鞋里蹓出来，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常惹得“林老”不住地埋怨；他习惯于集日不吃早饭，每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便到集上的煎包摊上旁若无人地去吃煎包。

    他说他最喜欢吃煎包，尤其是韭菜馅的，遇有事急，他常一手用塑料兜提着，一手拿着吃，走路的时候也在吃，吃完了随便用纸一擦，手从不去洗。我曾跟他去吃过，但他从不用我掏钱。我不好意思，同时也惴惴不安，眼光总在不停地朝四周打量着，唯恐碰到了熟人，他便边吃着边含混不清地劝我，怕什么？笑人！

    从外表看，他怎么看怎么也不象是个心眼儿最多的人，只有他那玩世不恭却单往人心里送的谈话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为人的老道。

    瘦子并不瘦，只是少了啤酒肚而已，其实是标准体型。他高中毕业，在单位里已算是高学历了。所以他喜欢以文人自居，说起话来由于刻意追求文明反而让人觉得象孩子般不利索。

    他的衣着多不上档次，但永远那么干净利索，裤子上的中心折总那么刻意地直立着似乎从没有倒过，除了去过他家的人常讥笑他家里邋遢之外，让人再也无法从他的外貌上挑出一点儿瑕疵。

    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他总是观天似地高昂着头走路，远远地便透出一股傲气，常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家的那句“仰头老婆低头汉默不作声的更厉害”的谚语。据说，只有这三种人才最具心机，其他的都是庞然大物肚内草莽的类型。

    因此，尽管所长介绍到他时故作强调地顿了顿，还是无法改变我所谓实在就是无能的观点，尽管他后来跟随我又干了不少年，出过许多力，我也曾竭力地为他转正做过工作，但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因为没有机会而只能作罢，他又厌倦去做农村干部，在最后清退临时工时，他便回家做起了生意，据说经营相当不错。

    所长的再次介绍没有多少新意，仍然是礼节性的，所以也只能是再次嘴里说着欢迎再次握手，之后便是闲聊，由于同一办公室的人员并不经常在一起办公，自不缺少闲聊的话题。

    闲聊便会涉及到乡里的是是非非，说是乡里突击活动的包村人员都是由主抓业务的部门来安排，上次突击时主抓业务的部门把自己单位的人全部安排到了好村，既省力又多拿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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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省力是指村级班子较强，连通常的沟通联络也不需要，村里就能独立完成任务。当时的村级班子普遍较强，乡干部多是做一些沟通联络工作，极少有亲自到农户做工作的情况，除非遇上班子特别弱或者村干部不便出面的诸如追讨欠款催收公粮尾欠计划生育杀青倒茬之类老百姓常说的“三要一催”问题。

    工作方式通常首先是多次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虽然有些“理”连不少乡村干部也无法说通，但凭着强大的政策压力和思想攻势，多数任务还算容易完成。

    倘若果真遇到“篙草”“刺儿头”户，一个片的十几个包村干部便会聚起来采用****措施，打人也是常有的事，象计划生育这种国策问题是不能拖的，确如政治家前面所说，“砸了锅，戳了窝”也是有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确有点儿过，但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方式毕竟确保了当时不少艰巨任务的完成，现在的乡干部常挂在嘴边的“**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更多地便源于此吧，体现的是一种“一切行动听指挥雷厉风行”的精神和工作作风。

    由于共同的利益，办公室的五个人很快便暂时达成了一致，决定这次由我们办公室安排的突击活动，办公室人员每人各选一个好村，连我和原不准备参加的“林老”也分别给指定了一个，当时我什么也不了解，只能随他们安排，但我非常喜欢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然而，和谐往往只能是暂时的，只有不和谐才是永恒的。

    闲聊中，我进一步了解到，所长居然是我高中一位同学的父亲，因同学的关系自然便让我与他亲近了许多，觉得他确如一位忠厚的父亲。我回忆着说了许多我和同学之间的往事，所长默默地听后，便不容置疑地决定，午饭去他家吃，理由是同学赶巧放假在家。能够与多年不见的同学会面理所当然地让我兴奋不已，我必又说了不少话。

    我们的闲聊显是扰了总是伏在桌上看或写什么东西的“林老”，他故意把桌椅弄出许多声响，嘴里也小声嘀咕着一些让人绝对听不清但绝对能够听得见的脏话。

    为了这些脏话，所长便又与“林老”耗上了。两人总是这样，彼此相互关心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见了面却又总是争吵不断，争吵过后，又能象孩子似地和好如初。我见过两人无数次的争吵，级别都仅限于嘴上，至最后也没有再进一步升级的经历。两个人争吵的时候，除非有升级的可能，年轻人便只有保持沉默或知趣地离开，否则争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由于这一次争吵，“林老”自然不便于再去所长家吃饭，少了“林老”，两个年轻人便也决定不去，只剩下了我自己。常听人说，了解情况最关键的便是题外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是非去不可的。

    所长是单职工，家住在本乡的一个村里。刚开始，我显然没能得到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因为他只任我和同学漫无天际地去回忆一些上学的趣事。待饭菜上齐了，他的唯一一句“咱们是同事，你同学是不该作陪的，如果你们不是同学，他原该叫你叔”，分明让我甚不自然起来。

    为了缓解尴尬，我只好去请教办公室的一些事。他先是不肯说，再三劝我喝酒。我说，我不会。

    他说，总要学会的。

    我说，我实在不想喝。

    他便不再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