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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在家里特备的“马眼”盅连干了三盅，脸色渐渐红润起来。

    看得出来，他的酒量不大，我递给他一支我特意买的“石林”烟，他接了却拿在手里端量了一会儿才点上。他说，他从不抽好烟，不是不爱抽，他仍需要奋斗。说着，便指了指隔三差五就要到天井中央的葡萄架下去烧水的我同学，我同学在家是老小，由于复读了一年，仍在念大学。

    我说，我能理解，做父母的不容易。

    说着话，他又干了三盅，显然有些超量，舌头开始有一些笨。他的酒量远不止这些，当时可能由于单干的原因吧，后来我曾见过他与人拼过一斤多。他说，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个实在人。

    我知道他要开讲了，这是不少人要吐露实情的一个前奏。果然，他挑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吧嗒吧嗒嚼着开讲了：今天，你也看到了，办公室蛮复杂的。老的是一只老狐狸，会贴，不就是靠了副乡长的关系吗？

    我不适时宜地插话说，不是还有乡长书记吗？

    他说，屁，乡长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书记被猪油蒙了眼，刚来，技不如人，象个瞎子。反正，我这么个年纪了，退休早了提拔晚了，吃点儿喝点儿拉**倒了。不过，你们年轻人可不能这样。我提醒你，对那只老狐狸可得注意，千万别让人给卖了，还帮着人数钱。两个年轻人，胖子心眼多，与老狐狸沾亲带故，不可靠；瘦子实诚，是我一手调到乡里来的。

    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有带有强烈震撼力的事件发生，常常极难改变。这便是人认识的惯性定律。初涉人情的青年人，即使具有再高的智商，观念往往也需要随着经历不断地修正，切不可太多地受这条规律的束缚，否则便有陷入混乱的危险，至少会走不少弯路。所长给我的信息无疑是明确的、肯定的，尽管也可能是真实的、善意的、有效的，虽然我仍不知如何应对，但从一开始便让我不能客观地去面对。

    就在第二天刚一上班，我正在为去所长家时忘记了买一点儿礼物而懊恼，“林老”便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说凡是乡里有新调入人员，党委政府必定会安排一名与新调入人员身份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把所在单位的人员叫到一起共同接风。昨天，我和所长刚走，秘书便来找我吃饭。其实，所长的做法是不对的，白白浪费了一次与领导和同志们联络的机会。他的语调严肃认真庄重而又透着nongnong的遗憾，看不出有丝毫作假的成分。

    果然，此后的时间里，镇领导象把我遗忘了似地，没有按惯例利用早点名的机会把我介绍给全体乡干部。每到早点的时候，我总是悄悄躲到一个角落，邻座的人便会好意地问我一些情况，总算逐步相互了解了些。我虽竭力不放到心上，但多少总会感觉到尴尬，心情难免郁闷。

    “林老”象看透了我的心事儿似地，但他跟我的谈话从不正式地认真地谈，总是冷不丁地或者突然意想不到地便说上一两句。他说，这就是后果。之后，他又告诉我，其实，你到所长家也不是白吃的，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到单位报销了二百块钱。那时的物价低，按那天的标准，足可以吃四顿，当真如此，岂非……

    我竭力阻止自己去相信，我实在说不清，“林老”何以会如此锲而不舍地说这样一些话，或许只是如此随便地一说，但我当时的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

    说起来可笑，那时候，由于身份和学历上的优势，我看不清当时的形势而使自己加剧了丝毫不存在竞争的认识，我居然萌生了自己宜于从政的想法，继而甚至觉得自己或许天生就是从政的料，当然，所说的政仍可怜地局限在所长这一级别上。

    这样想着，便当了真，遇有不顺时，常以从“林老”那里学来的“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来鼓励自己。我在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也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并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仍偏向于听到一些恭维的话。

    “林老”明显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这一心态，经常说一些让我真假难辨的话，让我迷迷糊糊如在梦里，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判断力。

    尽管所长的话最先让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而且带有巨大的惯性，他的话我照例多半不信，更不相信所长会如此低级趣味地去做，但毕竟经不住这种狂轰乱炸似地灌输，渐渐便产生了动摇，突然觉得所长当真不如自己想象中那样高大，隐隐约约便增加了点儿可憎的成分。

    这是人思维上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良好的第一印象往往能激发人的想象，把原本如此的东西通过漫无边际的想象逐步幻化至最完美的程度，并长期地保持着，用意志顽固地阻止着它的变化，一旦改变，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意念中一闪而过的对所长产生的那时我认为大为不敬甚至有点儿恶毒的想法一经出现立即遭到了我思维定势的惯性抵触，我极力否定着，又不断闪现着，这种否定与闪现的争斗反而让这种日渐明晰起来，只能把我导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那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无法接触到单位的财务去验证，既无法验证又因矛盾而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我便去向胖子和瘦子验证。

    胖子掌管着单位的钱，他从不背后议论人的是非，在我自觉巧妙无比实是拙劣地问及此事时，他只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与其文化水平极不相符却因《说岳传》而极为流行的“莫须有”，此话后来被“林老”创造性地演绎成“模糊哲学”。

    瘦子管账，他总是故作深沉，沉思了许久才总算说了一句“别去搀合他们，都不是好鸟”。

    瘦子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的人际关系远不如胖子好，尽管大家都在传胖子的心眼多，而且还有赌钱的恶习，我曾亲眼见过他“打靠拉杀”的潇洒。他很大方，从不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赌钱喝酒都能放得开。或许正为此，我和多数人一样，还是希望多跟胖子交往。

    瘦子则喜欢跟我交往，因为我不仅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总能让他得到一些便宜。他喜欢攀亲戚，所以他亲戚特别多，甚至我的不少亲戚，他也多少能攀上点儿关系，我们之间似乎也成了亲戚。

    他常表现出对胖子的不满，甚为不屑地说，充什么大方，早晚要出事。这让我明显感觉到他不能容人，或许就是“光棍不靠痴不靠”的那种人吧，尤其是在他与胖子的分工调整之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这下权到咱手了”，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做了所长后，始终没让他掌管过财务，不是他不具备能力，而是总担心他出问题。

    果如他所料，乡长出事后不久，所里便出了事，其时我已调至乡工委。所里出事主要因为财务太乱，连最起码的账本都没有，而且除了“林老”，人人都在管账，人人都在管钱。但我还是认为在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出了事之后，胖子回家做起了生意，成就绝不亚于后来的瘦子。

    我主持所里的工作后，信奉的是创业，根本不想介入原来这些是非，但“林老”在主持工作期间，巧妙地回避了这些矛盾，把是非理所当然地推给了我。

    此时的三人因经济纠纷已变得势不两立，每个人都在宣称，不为经济，只为人格而战，最终甚至惊动了检察机关。

    问题处理期间，所长劝我，一定要站稳立场。我自然明白他所指的立场，但我不能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我自问做到了问心无愧，尽管感情上我还是偏向了已可怜兮兮的他。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谅解，在他接受了提前退休以工资逐步还债的处理后，他变得对我不理不睬，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满是怨毒的目光，连曾经联系密切的同学也从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