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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地享受荣誉，不能不说是对我莫大的讽刺。

    为此，我不顾同事们的敌视，猛烈地抨击这种典型的舞弊行为，尽管我的抨击除了让我陷入尴尬之外，对于现状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对我高贵的自尊的伤害，我因此而充满了激情，又因为激情而让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虽竭力平缓却仍难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县教育局的重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我们乡中学，很快就做出了“我因为嫉妒而狂言乱语”的结论。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长。校长正满脸怒气，工作组的到来显然让他狼狈不堪。看得出来，他对舞弊事件并非象他说的那样毫无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四处打点四处赔不是才争取到了这种结论。对于我的到来，或许出于校友的缘故，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儿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显不出任何欢迎的真诚，因为他明显地把脸别向一边，没有一句欢迎的话，只顾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恶于虎啊”，便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我呆立当地，半晌无语。

    时隔不久，我教导处主任的位置虽没有被免掉，但实际上已成了空职，因为另一个教导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第二天便已下来了，他忙不迭地全面主持起了教导处的工作。一个不大的教导处有两个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务会，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这似乎怪不得新来的教导主任，因为校长习惯的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教务处工作的安排不再冲着我而总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实已形同虚设，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我无法忍受这种尴尬，便不再出席校务会，当然也没有人再通知我，教导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动不再出席会议的一周后自动地不了了之。

    这并没有迟滞我抨击舞弊的决心和步伐，我必须对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不单纯是一个骗取荣誉的问题，长此以往将是对学生道德和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我的神经由此变得敏感，显然在无限地夸大着舞弊危害性的同时，同样敏感地洞察着一切。

    事实上，在反舞弊问题上我并不孤立，但我的极端行为还是从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跟我沟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

    不过，我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从发动学生揭露舞弊行为企图化被动为主动的活动中和同样实施了舞弊行为却没有受到预期效果的同行的牢sao中，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确不易找出证据的舞弊行为的足够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为已发展至监考老师之间相互“关照”以应对乡教委为防止舞弊行为而采取的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教师互相调换监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阅卷和分数统计上做手脚，同一乡的教师之间毕竟还是相熟的嘛，更可恶的竟然有个别人每到考试便要以考务费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舞弊活动经费。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舞弊行为，我认为，必须要进行无情地鞭挞，我不停地向县报社电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唯一的办法，只有洁身自好，用实事求是的成绩来反击，事实胜过雄辩，虽然必须要等到升学的时候。因此，我把分数看得更重了，对学生的要求也愈加严厉。

    这时，另一个预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事情得从已做了镇长的丽萍说起，她从不过多地过问我的事情，却显然洞察了我的内心。那一段，为了帮我实现目标，她经常把她们镇中学的一些测试题捎给我。她们镇中学是全县的名校，这些测试题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对我的教学帮助非常大。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又给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从未向学生讲过的，测试的平均成绩当然是极低的。

    问题便出在这份我测试后即着重进行了讲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试的卷子发下来之后，我发现期末考试的所有试题几乎就是这份卷子的翻版。

    决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所以，我们班虽然获得了全县统考第一名的成绩，我却象吞了绿头苍蝇一样恶心，尽管并没有人知道事情的内幕，我仍然觉得同行们分明在指指点点地骂着伪君子，我感到自己象做了贼一样没脸见人，巴不得觅一地缝钻进去不再出来，或者把自己搅成rou沫重塑一个自我，自然也不会去出席全县举行的先进表彰会。我感觉自己四肢无力，迷迷糊糊的，根本已无力走进乡中学的大门。幸喜组织上为照顾我和丽萍两地分居的实际，我被调入了丽萍所在镇的中学。

    我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往往心重嘴松，遇有高兴的事儿，总喜欢说出来炫耀一番；而碰上烦心的事儿，则常常唠叨不休，仿佛完全丧失了主意。这类人通常干不成大事，但这类人也有一般好处，那就是追求执着，对自己要求苛刻，不能容忍污垢哪怕是对自己一丝一毫的沾染。

    崭新的环境无疑不仅丝毫没有赶走我的郁闷和落魄，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起我来。实在经不住这种持久的暗无天日的折磨，我决定向县教育局坦白一切，似乎不这样我便无法活下去。

    可是连续写了十多封信，却始终不见回音，直至我利用一个周的时间通过跟踪盯梢的办法见到了局长，县教育局的工作组才总算派了下来。

    工作组却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先后到两处中学吃过一次饭便草草收兵了，走时没有留下任何结论。

    我因为工作组的到来逐步放松下来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再三地跑去追问校长，校长均不置可否地摇着头笑笑。我迫切地需要一个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才能安慰自己，我象口渴的人期盼着甘泉一样期盼着这个我不可能得到的结论。

    已做了书记的丽萍却全然不能理解我，自从她考取了公务员，身上的质朴便一点儿一点儿地消褪，官气而带来的霸气正笼罩着她。在我决定再次去找局长或到更高的层次讨说法时，我们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凡事到底应不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

    在我看来，凡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丽萍则认为，不少事情原本就是模糊的，完全没有必要非要争出个是非长短。争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着丽萍逐渐养成的那种最让我不待见的居高临下勿容置疑的神态和语气显露出来，由于她口不择言的一句“非要搅出乱子才肯安心？真是有病”，争论便演成了争吵。

    人只要霸气多了就会有匪气，为防止我再去“闹”，她居然象对待上访户那样待我，把我反锁了起来，派一些巧言辞令的干部隔着窗户轮番做我的工作。

    因为根本观点的对立，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听他们在说什么，只不停地呼号。这些干部显然有所顾忌，但又想尽快完成书记交办的任务，必定事先翻了不少书，准备了企图说服我的长篇大论，其中的一位甚至准备了厚厚的一摞讲稿，我却让之变成了毫无用途的一堆废纸。过不了几天，他们必定是黔驴技穷了，便不再跟我说话，又迫于书记的严令，只能在门外陪我，我甚至听到了一位肥胖者的鼾声。

    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洒向了丽萍，恶毒地把她想象成巫婆，心里千遍万遍地咒骂着。我是一个丈夫，更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的意志不可动摇。所以，在我庄严地提出离婚遭到拒绝后，我开始绝食，我要而且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护我的尊严。

    我很快就迷糊起来，她们终于慌了手脚，我感觉她们在不停地向我的体内输着冰凉的液体。这些液体竟真的管用，我渐渐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