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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感觉到自己总在跟其作对又是为兵者的大忌。想到这里，我父亲决定再去找他。

    这次，书记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发火，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他没有再做争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也没有表态，只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我父亲甚至没有听清但绝对可以理解含义的“先这样吧”。

    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恶习：自己信任的人即使做了错事，也主观上不愿相信，安排工作的时候，往往还会最先想到他。

    最高领导因为长期居于高位，这种习惯便更加突出，书记便这样，他第二天安排由副乡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我父亲他们厂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儿。

    由参加编造谎言的人去查谎言，结论自然只能是谎言，尽管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调查，但谈话的对象自然都是预先统一了口径的该谈话的人，无法取得丝毫有价值的信息。

    尽管同样是谎言，毕竟是个结论，似乎只有这样，书记才安心了，我父亲的话便难免要大打折扣，在书记心目中甚至成了拨弄是非的造谣之词。这个印象一直持续到厂长因经济问题出了事，书记气得狂喷鲜血。

    这毕竟是我们乡建国以来首例震惊全县的经济大案，数额达六十余万元，牵扯到全部的三名副乡长和一名副书记四位乡级领导被双规，十余名中层和一般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而且案子正呈逐步蔓延的趋势，连农村干部也开始有人被司法机关叫去问话。

    如此大案，传言必多：或曰书记任人唯亲，如此结局是必然的下场，要不是他见机得快主动向组织要求处分，严重警告还算轻了些，至少也是个开除党籍；或曰任人唯亲也需要勇气，难道亲人当中便没有善者，书记至多能算个识人不明，人家毕竟自己没得好处嘛；或曰领导就是领道，给你官位，给你工资，让你干什么？识人不明就不算个过？

    铺天盖地的议论中，书记明显憔悴了不少，但他最善于自夹缝中寻找生机，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乡由此迅速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又有二十多名经济上不廉洁的镇村干部或被免职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入狱的却没有。

    人人都说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尽管反腐风暴之后不久，他便调离了我们乡，仕途也由此止步，反腐风暴不仅保护了镇村干部，而且让我们乡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后话，不多絮叨，且说当年在与我父亲谈话之后，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造谣生事拨弄是非的行为，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因为团结出利润出生产力，而分裂则必将一事无成。

    批评没有点名，表扬却提到了我父亲他们厂，说他们厂有一个团结的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领导班子，全乡都要学习他们这种敢于而且善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如此以来，明眼的人立即便明白，批评的必定是我父亲，尽管书记的目光混沌而且总在环视四周而不固定于任何方向，大家的目光还是象沾染磁性似地齐刷刷地投向了我父亲。我父亲头低得极低，面色赤红，尴尬之极。

    我常想，这必定是任何人遭到如此场面所必然要具备的最惯常的表现，我父亲自不能例外，但他有几次要站起来分辩一番的强烈冲动，却都被自己的意志力强自抑制了，因为压根也没有分辩的理由呀！

    还有，我父亲认为，批评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正说明领导心中有你还在乎你，批评不同于免职，既然没有免职，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履行职责就会有矛盾，无所事事的人往往反而会成为难得的好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或趋于缓和或趋于激化。

    人与人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最容易走向极端，我父亲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很快便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凡是厂长的意见或决定，无论对错，他一概反对，坚决予以抵制。

    厂长毕竟是外来人，尽管他的公关策略受到了一定成效，但那些所谓的关系多是酒rou朋友，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虽也有些分管副乡长之类的领导，却是大领导不屑管此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副乡长之流的小官只晓得采取高压政策，高压政策某些时候恰恰适得其反，常常会激起更多的反感。所以说，厂长虽千方百计地更换了财务科长，却又添了一个对立面，即使如此，仍无法与牢牢掌控着工厂要害部门的我父亲相抗衡。

    我父亲之所以会掌控着如此多要害部门，据说是老厂长交给我父亲的杀手锏。这些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老厂长和我父亲的铁杆弟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些人换是无论如何无法换的，老厂长临退休之前曾向他们认真地交代过，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父亲，并逐一要求他们发了毒誓，说要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关键的时候，他们果然支持了我父亲。

    据说，厂长也曾提着重礼亲自去找过老厂长，但没说几句话，两人便闹翻了，据说是老厂长拍了桌子，搞得厂长灰溜溜的。

    传言归传言，事实如此：至厂长出了事，工厂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应该说，我父亲的做法无疑最大限度地减缓了工厂倒闭的速度。但我父亲却不这样看，他甚至认同了厂长把工厂倒闭的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他的说法而愧疚不已。

    那一阵子，他不敢提起厂子的事儿，更不准家里人提起，即使一些为他辩解的话，他也在竭力回避，尽管他自己知道，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似乎要让工厂的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消失殆尽，虽然越这样做自责便越深，以致于他常常会突然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着边际的“当初不该这样或那样”的话。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自责，不妨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样的细节：工厂与我家同处去临镇或县城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两侧，为此，我父亲外出宁肯多绕十几里的小路也绝不肯自工厂门前经过。

    除非得了病，记忆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直到多少年后我准备收购他们厂的时候，他仍在竭力地反对，要不是老厂长带病亲自前来与之耳语一番，他绝不会同意，因为他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工厂会重新启动起来，即使如此，在我拿到收购合同时，他仍是一脸的痛苦，那痛苦绝不亚于他去参与西部大开发亏损了几百万的表情。

    确切地说，那时候他已不再参与我们家产业的管理，待工厂重新启动收到第一笔货款，他已重病在床，我莫名其妙地拿到他的床前交给了他，他的手在激烈地抖动，混沌的双眼居然淌出了两行清泪。

    再后来，我根据他的遗愿，拿出三百万元以工厂的名义逐一汇给他临终留下的名单，据他说，这个名单是当时工厂的全部工人名单，居然也包括被抓的那位厂长。

    但这些钱被无一例外地退了回来，我只好以工厂全部工人的名义捐给了乡小学，企图能让他们的后代得点儿实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儿事，岂料这事儿很快就被人揭了出来，报纸、电台、政府一通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既得了名声，又为我家的产业免费做了广告，岂非有违老爷子心愿？倘若老爷子泉下有知，必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