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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破例拍着桌子骂了他，他只低着头不吭声，别提那样子有多惨了。

    消息传开，村里人又开始可怜他。此时的他，已完全从村里人心目中的神位上走了下来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既是人，而且是管人的人，便要挨批评。

    尽管他仍端着架子放不下，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见了面，总要“哥”“叔”地喊他一声，他常常故意用鼻子“哼”一声便算应了，即使这样，村里人也能够原谅他，因为据说他在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经常受到乡长书记的指责，而正因为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指责，我们村的菜果业才得以迅猛地发展起来。到乡里完全取消计划实行自由种植时，菜果业已成为我们村的主导产业，又走在了全乡的前列。

    自由种植，并不等于撒手不管，而是要帮助农民探索出一条能够发家致富的路子。关于这一点儿，各级干部必须牢记。要帮着农民算账，要引导农民。县里的书记如是说，乡里的书记也如是说。

    作为贯彻落实两级书记讲话的具体措施，自然便是跟当年抓乡村企业那样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办法，尽管这种办法并没有能够挽救乡村企业濒临倒闭的命运——也怪了，别人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并不缺鼻子少眼呀！纳闷归纳闷，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说不出个所以然，也要出去，因为当时的乡村干部已经习惯了这种方法，只要遇到探索性的问题，这种方法就会被作为口号响亮地提出来并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

    可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或许就因为出去的少了，不能够触及灵魂。既有人会问，就有人能给出答案，想想也是，原来如此呀！

    所谓的“走出去学”，就是到一些先进的或者最先发展的地区去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和经典做法，目的是开阔眼界起引导作用。

    据说，这种方法最先源于某位领导人关于放眼看世界的论述。当时，人们的不少行为都是必须要找到理论依据的，因为长期的封闭政策让人们明显变得缩手缩脚，没有理论依据的事若要干必然是要冒风险的，这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心态。

    尽管这种方法后来被个别干部当成了公款游历名山大川的借口，但正是这种方法促进了乡村企业的发展。

    关于乡村企业的发展，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即使这种探索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失败，它对于人们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至少传达了“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信息，无论最后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弥足珍贵的。实践证明，这些经验或教训的说服力远比十几年空洞的说教有力，我们村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儿。

    “走出去学”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组织的。按照通常的做法，书记首先确定一个基调，然后由乡长带着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和管区的干部到外面去考察了十几天的时间，结果便是要而且必须要发展冬暖式大棚。

    提及大棚，参与考察的人就不由自主地要热血沸腾：这东西太神奇了，冬天居然能长出新鲜的菜，收入也不错，一年上万元！

    现实是，这些人的热情再高，再四处宣扬，却连村支书这一级也感动不了，尽管村支书们还是耐心地虽然有些倦怠地听完了他们神采飞扬的描绘——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再说了，我们一年平平稳稳也收入上万元，也不错了。

    这是思想的问题，书记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些头脑不开窍的村支书也去看，直看到他们象当年发展乡村企业和兴修水利那样兴奋与忘我。

    既然书记说了，就必须要去，格自然要低一点儿，由分管的副乡长带队。即便这样，乡财政也没钱，副乡长便说由各村自己带，一千、两千不等。

    支书们却不干了，既然都去一个人，我们村再大，也不应该多掏钱。

    这些不开窍的蠢货。副乡长骂着，却忙安排“片三”去暗示，难道你们就不想着顺便出去看一看？

    副乡长要求暗示，“片三”却直接把话挑明了，支书们虽仍想不通，却开始沉默。

    此时，刘老蔫儿因为我们村的最先发展又受到了领导的重视，自是要拿两千的。刘老蔫儿就不象其他村支书那样，在他看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一个领导是不是看重的问题，说到家是一个档次问题。刘老蔫儿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因此惹得他的同行们直冲他翻白眼珠儿。

    翻白眼珠儿有个毬用？没见识的东西。刘老蔫儿心里骂着，已是不敢再说出口，因为他明显意识到了群情激奋，尽管副乡长一个劲儿地表扬他。

    且不多说碎话，单说多次反复外出的结果，支书们的确被调动了起来，众口一词地说好，却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地去组织，连刘老蔫儿也破例坐到了会场的最后排，或许他明显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神态和心情，但他当时没有主动请缨却是实实在在的。

    没人肯干，便制定政策，重奖。重奖的钱自要由各村出，提留受到了中央政策限制，便用义务工找补，以资代劳。

    重奖也没人干，书记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决定用下一招，即“请进来教”。

    “请进来教”，就是请人到乡里现身说法，宣传大棚技术及其效益。不要说大棚的效益，单是请来的这些先生的足足能够抵得上两个国家干部工资的二万元年薪就已经令人咂舌不已。

    课倒是讲了，听得人也不少，一连七天，场场爆满。

    听老师讲，大棚效益确是诱人，可大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终究没人见过，更何况既有如此好的收入，老师何苦要出来做教师呢？为什么不自己干？

    人们普遍存着这样的疑问，尽管乡长再三解释说是乡政府做了如何如何艰苦的工作才把人请来，老师自己也这样说，但嘴是两张皮，谁人肯信？因此，无论乡里村里怎样发动，还是没人主动报名要干。

    这时候，书记必定是想到了咱前面提及的关于化肥推广的事儿，便做出了乡里建两个示范棚的决定。棚很快建好了，据说投资六万元。如此大的投资，却不知效益到底是否如老师所讲，就更没人要干了。

    不干？终究要干，一定要干，不干也得干。书记发了狠，便严令各村学乡里，每个村都必须要建两个示范棚。

    他是把发展大棚技术作为政绩来抓的，就象当年的书记抓乡村企业一样。乡村企业滑落了，自有它滑落的原因，大棚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应该最具生命力。按照这样的逻辑，书记百思不得其解。

    乡里的大棚由聘来的老师种植，村里的大棚又咋办呢？承包，承包是最好的办法。承包就要交承包费，自没人要。于是，就雇人干。

    大棚里种的是黄瓜，长的甚是喜人，只是到收获时已近过年，这些稀罕物价格自然贵得吓人，买是没人买，村里便用来给乡里的领导送礼，寻常百姓想尝个鲜也不可能。

    花了如此大的代价，虽说是集体的，难道集体不是由我们这些个人组成的吗？有人气不过，没法，就用刀片偷偷地划破了薄膜。黄瓜是娇贵植物，透了风着了凉，不久就全死了。

    这便是我们村第一年发展大棚的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逐步就开始有人不交村提留。

    第二年，原定为大棚技术发展年，夏天就轰轰烈烈地着手准备。可未及准备结束，书记因抓大棚技术推广不力，县里就借乡领导任期届满的机会把他交流到了外乡。

    新书记不理老书记的碴儿，我们乡的大棚技术推广就此终止。

    就象评价乡村企业一样，大棚技术的推广虽然没有成功，而且全乡耗掉了上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