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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钱，却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书记是个务实的人，提出了“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无疑是前卫的、时髦的，而且既有东西卖又有人买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所以人们还是容易地接受了它。

    问题是，市场需要什么有谁知道？今天需要，难道明天还需要？自从市场这个词被报纸电台公开提出来之后，干部们就极力地宣传，百姓们难免要思考，因为它毕竟将与他们今后的生活密切相关。市场就是卖与买的场所，既要有卖的，又要有买的。关于这一点儿，到当时已无人怀疑。

    但这东西实在太难把握，譬如我们村的露天菜果，行情总是时好时坏，除了个别人总能赚钱之外，多数人今年还在大把大把地进钱明年或者几年后便要赔进去一些。

    尽管这样，村里人还是要种，恰如他们自己所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种什么呢？毕竟总的趋势还是赚了钱，更何况还有的人家总在赚钱。

    应该说，我们村里人一直都在思考，单凭他们居然总结出了“露天菜果三年一个周期”的规律，便足以证明他们同样不乏智慧，却在看待别人总能够始终如一地赚钱上出现了偏差：他们并不认为人家赚钱是人家的智慧更胜一筹，而是认为那是人家的命好，便争相效仿人家供财神供菩萨企图求个好命，尽管事实并非如他们期望的那样。

    新书记竭力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正反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这种不确定性便表现为风险，有投资就会有风险，而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人对市场规律的把握程度，这也是一条规律。其实，人人都在试图逃避风险，所以人人都在把握规律，把握的好就挣钱，把握不好就折本，与命无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对自己把握市场的信心不足，便去追求心理安慰，当然无可厚非，但绝不可以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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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尽力宣扬他的观点，却没有改变人们供财神供菩萨的现实。他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且用发展订单农业来控制市场风险从而解除人们对市场的疑虑和恐惧。

    订单从哪里来呢？当然自己不会生腿跑来，要靠人去找。他这样说。说归说，找订单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好长时间他也没有把订单找来。

    终于有一天，总算找来了订单，说是种植药材。种药材没人懂，也没人愿种。象他的前任一样，出现了类似情况，他首先抓的便是村干部，要求村干部自己种，然后再利用“村干部包村民小组，党员包户”的方法去推广。他常说，现在的村民硬了，村干部却软了，什么是软了，软了就是没有战斗力了。

    提高村干部的战斗力是他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与我们的主题干系不大，我们且不多说。且说由于技术的原因，当年的药材长得并不好，正待人们准备看刘老蔫儿笑话的时候，药材商赶来收药材了，出的是天价，那一年全乡的村干部都发了。

    第二年，原先准备的措施没来及用，就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跟着干部学了。由于有了先前的教训，大家都舍得投入，药材长得也出奇地好。临近收购时，药材商却迟迟没有来，不仅村民们急，接连几次都打不通药材商的电话，书记更急，因为这个项目曾经被省报省电台全面报道过，早已名声在外，万一出了问题……千万马虎不得。

    他应该是个做事临危不乱的人，一方面安排机关干部包村农村干部包户去安抚民心，一方面亲自去找药材商。

    民心倒是安抚住了，人们开始心肝宝贝似地收药材。这时候，不幸传来了，书记在外出的途中出了车祸死了，药材商再也没有找到。

    后来听说，药材商破了产不知所终，据说在上一年收获药材时书记吃了回扣。

    再后来，乡长接替书记做了书记，他原就反对搞什么药材，自不管书记的这些烂事。面对丰收了的药材和这样的结局，人们只能骂骂了事，发誓决不再信他们。

    长期的农村干部经历让刘老蔫儿非常了解乡里的干部，或许如他自己所说，他总能摸准他们的脉，所以虽经历了无数次地干部调整和换届，他总能安然无恙稳居帅府。这是一直令刘老蔫儿自豪不已的一件事，面对他最喜欢的络绎不绝的求经者，他总能侃侃而谈。

    他说，乡里的领导每一任都要选择一至两个项目作为政绩突出来抓，作为下属，对于这些项目即使非常反感，也必须要装作积极认真地样子去抓落实，即使抓不成，态度却是必须的，不过，也不要担心落后，只要这阵子风过去，就会风平浪静，因为总有些没有经验的人会极力地迎合书记的口味去做，这样，书记的政绩很快会成，迎合的人倒了大霉活该，我们只要风过去了就好。乡长虽然也是乡里的主要领导，但终究不是一把手，乡长做了书记后，很快就会有所动作。

    这便是其时的刘老蔫儿，且不管其正确与否，最起码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变化。然而，事实仿佛非要证明他正确似地，乡长接替书记一个周后，便召开了全乡干部大会，宣布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小城镇建设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说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在这里，需要声明一下，兄弟们不要对我的讲述产生误解，我并不是反对乡领导们的这种探索，应该说这些探索都是有益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处于当时的环境，或许连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也是我的讲述力求客观公正力求只讲述事实的原因。

    再说乡长是位性情温和的男人，尽管他同样给各村下达了发展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指标，考核却不如他的前任们那样严厉，因为他的着手点放在乡驻地上，他明显在学县里鼓励人们到县城居住经商的做法，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到乡驻地盖房经商，盖房则只能盖楼房，似乎只有楼房才能真正代表小城镇的质量。

    他的工作跟他制定的优惠政策一样卓有成效，不足两年的时间，乡驻地的楼房建筑面积达二万多平米，是县里下达给我们乡指标的五倍还多，原本破烂不堪的小城镇居然真的象个城市的样子了，期间当然也有招商引资和乡办企业改制加入的因素。

    他当然知道，小城镇建设不同于其他项目，必然会受到资金因素的制约，过了高速发展期之后就会慢下来。但这并不是他所担心的，因为按照他的预期，不等这个高速期过去，他就会调走。

    结果却偏偏没有调走，不走就要做事，而且要做得象模象样。这是他的一句格言。顺应当时的形势，他又重提推广大棚技术的问题。或许果如他经常所说的“农民最难缠”，或许因为他处理药材事件所留下的后遗症，至他最终调走，大棚技术不仅没能推开，连原先发展起来的数量不多的几个也被人推到了。

    从这一点儿上讲，他又是失败的，相信在他事后回想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必定会悔之莫及，因为他不仅白白免掉了几位让他在发展小城镇时视为干将的村支书而让他们视为仇敌，而且也让全乡通过以资代劳的方式增加人均上百元的负担，并且让他的仇敌们以此为借口大肆上访大肆败坏他的名声。

    应该说，他的调走，在他的几位同行中是最不光面的，尽管纪检委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经济问题，传言却是沸沸扬扬，经济问题、女人问题、连“扒灰”的说法都有，维描维肖。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安排，据说原准备调他去县局做部门正职，事实上却只安排他去某个小部门做了副职。

    据说，他为此耿耿于怀，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上班，到人们再次见到他时，早已瘦脱了相，说是因为气而百病缠身。但据刘老蔫儿后来在县城碰到他后回来说，此人虽有些低沉，精神头儿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