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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应该感谢这些老领导为我们乡结构调整所做出的这些有益探索，应该说，正是这些有益的探索为我们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当时我们村之所以跟其他村一样没有及时地融入这些探索，跟其他村一样，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原因。

    事实上，几乎与这些探索同步，露天菜果的好行情居然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象我们刚提及的总能赚到钱的那种人在跟大家一样感到欣喜的同时，隐隐也感到了某种不安。

    不安归不安，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市场这东西确如已去世的那位书记所说，具有不确定性，就象一匹烈马，温顺时尽可让人享受乘骑的乐趣，一旦起了性，就烈得让人无法控制。

    关于这一点儿，他们已从最近的几个变化周期中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周期中的坏行情变化的幅度无疑越来越来大，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虽如此，除了少数的譬如我父亲这种平日里闷声不响只顾追求安全的颇有点“小瘪三”意味却经常在事后才发现他们原来是正确的人，在悄悄地通过适当增加粮食种植这种被动应付的方式来企图化解风险之外，多数人还是在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静等着这个周期的到来，在他们看来，来与不来终究还是不一定的事情。

    这种表达方式或许并不是太恰当，因为不少事情在发生之前或者发生的过程中并不能象事后那样准确评价，有的往往还只是预感，而且事情的果真发生往往是悄悄的没有人们事后评价时那样明确的界限。

    据我父亲回忆说，这次对我们村曾产生过强烈影响的市场波动跟往常唯一的不同，便是临近菜果收获时，老天爷却意外地下起了雨。

    众所周知，菜果收获前怕雨，因为雨水不仅不利于菜果的成熟和收获，而且容易腐烂，只要烂开了头就是一大片，所以从一开头就让人们的心揪得紧紧的。

    总算停了雨，原指望可以继续卖个好价钱的人们却发现，收购的客户明显比往年少，价格自然要低于往年，而且在我们村要计算效益必须注意盲目投入的现实，因为村里人根本不懂得大学课堂里教授所讲的投入临界点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有高投入必然有高产出，而不会意识到因超过临界点而造成的浪费。由于持续“高”投入终带来了产量的提高，抛去烂掉的部分，总的算起来，当年即使没有多大赚头，赔却也是人们心理上所能够接受的限度。

    这分明已明确地告诉人们，新一轮价格下滑开始了。按照以往的经验，价格下滑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如此坚持两三年，自然就会过去。所以人们根本无心去听刘老蔫儿在村电台胡乱说了些什么，仍然按照自己业已形成的便难改变的习惯去干。果然，此等状况如人们所料地持续了三年。

    到第四年的时候，人们料定价格必定要上扬，就都加大了投入。刚开始时，价格确是喜人，可这喜人的价格只维持了两天，就突然下滑，渐低落至收倒不如扔掉的程度。

    如此有违常规地又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尽管乡政府为了防止类似情况，投资或引进外资兴建了十几座可用于储存保鲜的恒温库，但远远满足不了储存的需要，更何况有几座譬如供销社那座也就是我后来购买下来的那座，早已因效益问题转产为海货批发，而且商人总是以盈利为目的，有谁不愿价格下跌而降低储存成本呢？既如此，村里人便只有等、靠、听天由命，结果自然很快就接近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逢有这样的情况便容易出事，越担心出事，偏偏就出事了——村里死了人，而且是两个，而且都是一家的：先是阿龙他爹，后是他二大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阿龙他爹是自杀，而他二大爷却是死于意外，起因都是因为菜果。

    先说他爹，由于菜果的收获不同于粮食，最费人工，且有时间限制，若过了期，不仅会误了市场，而且影响后续生长。所以收获时，村里人都要雇工。

    那年的价格不好，雇工却贵得惊人。按照惯例，阿龙他爹便要去雇工，他娘却死活不同意。

    村里人常说，人在死前总会有些征兆。象阿龙他爹，刚才曾提及，一辈子惧内，那天偏偏要作一回主，既然婆娘不同意，就背着婆娘去雇了十几个工，婆娘生气，当着外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

    菜果收获期因为忙，村里人吃饭便要简单，常常随便吃点儿什么了事。吃不好饭往往就容易上火，此其一；其二，菜果的价格实在让人揪心；其三，雇了工便不同，最起码的条件便是要让人吃饱，由于没时间做，通例是吃油条。

    菜果价格好的时候，没人会计论吃的，这时候，阿龙她娘就觉得这些雇工特能吃，而且伺候他们还要费工夫，便不停地指桑骂槐，阿龙他爹窝了一肚子火不便发作，直憋得两手抖动不停。

    及至晚间收工结账的时候，当天卖菜果的钱居然不够雇工的钱，阿龙他娘更火了，泼劲上来唠叨个不停，因要以菜果抵顶余下的工钱而对方不肯与人吵了起来，最终还是地邻给劝了架，婆娘便让男人回家取钱。

    男人甚觉没脸，趁取钱的机会就喝了农药，待人们发现时，已经死了，连抢救的机会也没有。

    据说，还有另一个原因，“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忙乱就容易出错，因为忙而忘了锁家门，家里仅有的二百元钱遭了贼，而这些钱是准备在外读书的阿龙周日回来取的，阿龙的学习是优秀的，这是男人唯一的骄傲，左思右想，竟走了那一步，却让自己最优秀的儿子再也无法把书念下去，成为不少人的遗憾。

    未来得及出殡，他二大爷又出事了。他二大爷不同于他爹，是村里数得着的能人。见菜果行情不好，别出新裁地到外面的亲戚村租了一个原来用来存放地瓜的洞，这种洞就象水井一样，有八米多深，但多挖于山坡或高地，所以并不见水，然后在井底劈开十几米见方的洞，里面冬暖夏凉，极宜储存保鲜食物，又称“井子”。

    菜果价格太低，终是块心病，见有所反弹，二大爷便趁兄弟的葬礼的空隙去查看自己储存的菜果。此时正值初夏，“井子”里的空气稀薄，二大爷下去后立即就憋瘫了再也没能上来，死了。

    赶巧，阿龙那位在外地打工的五叔赶回来参加阿龙他爹的葬礼，见此光景，原本就性子火爆的他，当即就做出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把两具尸体全抬到乡政府去！

    什么鸟政府，难道出了如此大事也没人管？他振振有词地想着，已完全丧失了理智。根据他在外面打工的经验，出了大事故，政府都是要过问的。这是他此举的基础。

    恰逢村里人憋了一肚子牢sao没处发泄便一同跟着去了乡政府，据说那天除了老人孩子，村里人大部分都跟去了。乡里由于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告，不明所以，误以为是上访的，便赶忙叫刘老蔫儿前往领人。

    刘老蔫儿不愧是刘老蔫儿，匆匆赶来后，几句话就把真相向乡长说明了，并保证做好工作，才让心已跳至嗓子眼儿的乡长冷静下来。

    好个刘老蔫儿，跟着众人干嚎了几句“兄弟大哥你们死得好惨哪”就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让众人能够耐心听他边抹泪边讲的道理。——哥俩死得是惨，可能够怨谁呢？政府又没逼着咱这么做，又怎么能够怨人家政府呢？咱家死了人，人家政府为什么给咱补贴？可人家给了。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众人便自动散了。

    难怪村里人都说刘老蔫儿具有政治家的天才，他最善于抓住最微小的却往往是最关键的东西。就这么一个原本极普通的偶然事件，又让威望日渐衰落的他有了说话的机会。他亲自抚着哥俩儿当中的老大的灵柩下葬后，即兴发表了要从此吸取教训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