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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点儿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愿望没错——尽量地缩短成功的时间，当然也犯了错误。说完这些话，他的神色有点儿颓废，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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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因为他支持了我的决定而对他的看法大有改观，但我实在不相信这是一个农村支书，一个不显山露水，甚至常常对老百姓有凶巴巴表现的农村支书所能说出来的话，尽管他难免有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故意显摆的嫌疑，但没有长期的实践，即使背书也不会有如此真挚的感情搀杂其中，这些话，越咂摸越觉回味无穷，毫无疑问地，这些话让我更加坚定了，并且被作为原则长期坚持。

    应该说，他是真心支持我的，不仅在语言上，作为对我行动上的支持，他派人到我家为我和他的女儿夏雨提亲。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已有详细讲述，便不再啰嗦，只说我的反季节大棚很快就遭遇了困境，虽说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这几乎耗尽了我父亲原就不多的所有积蓄的当头一棒，仍难免让我惶惶然不知所措。

    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最需要帮助，这里所说的帮助，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哪怕一句话，甚至一个鼓励的眼神也足以让人感恩一生。

    他来了，带着我急需的二千元钱，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请他，他还是来了，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居高临下，完全是平等的态度。

    见我推辞，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一位长者，又象是我的知己，轻轻地说，不要推辞了，我知道你需要，但千万不要告诉你父亲，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此时，我父亲虽也在默默地帮我，但仍在反对我，更不允许我接受除了他之外的任何帮助，尽管他也知道他能够给我的帮助只是微不足道的。

    这也是他说这话和趁我父亲不在才到大棚找我的原因。所以，我虽一时间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但为了避免遇到父亲的尴尬，我还是希望他尽快地离开，看看他，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于是便口气极冲地问了他十几个现在看来甚是幼稚的问题。这便是夏雨曾经提过的我们之间所谓的争吵。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认真思考起来，这让我的自尊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而且直到我有时间耐心地品够了这种多日来少有的满足，他才轻咳了一声，缓缓地说道，不要泄气，要坚持，人一生总会经历无数的挫折，这些挫折就是最好的老师。

    停了停，才又象最终下了决心似地继续说道，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还年轻，有许多事还不能算懂，其实，要做成一件事儿，单靠决心甚至能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人气，一种非要卧薪尝胆才能得来的东西，譬如你必须得首先做成一件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事儿，当然，这需要甘受胯下之辱的勇气。

    于是，才有了我那段边到乡供销社打工赚钱边在村里搞大棚赔钱的五年的艰苦经历，再加上阿惠，也才有了我的后来。

    关于这段经历，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所以村里人才会为了反对刘老蔫儿而拥护我做了村支书。

    村里人讲究，人都是有运的：当官需要官运，经商需要财运，说媳妇需要有桃花运……一切需要运。众多的运中，官运最紧要，因为只有有官运的人才能当官，而这个人一旦当了官，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儿，直接关乎着全村的运，也就是说，官运即村运。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似乎必须与刘老蔫儿决裂并坚决斗争，因为刘老蔫儿的官运已过，不如此容易触了霉头。

    事实却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我不仅自己不积极地斗争，反而以辞职作威胁要求他们也不斗争，尤其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我在完成市场建设的同时，居然象老蔫儿一样去鼓捣企业，而且都是老蔫儿时代的那些垃圾企业。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不是我运好见机快，指不定要落个老蔫儿那样的下场。无稽之谈。

    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当时的现实是，厂房破败，荒草满院，设备无异于一堆废铁。自觉立稳脚跟之后，自然便要把解决这些被村里人称之为老蔫儿霉运的厂子摆上议事日程。

    当时，关于这些厂子的解决，我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村两委会刚开始就显得混乱，众说纷纭，却无一条合我意的意见，而且研究办法出主意的少，渐渐地又转向了对刘老蔫儿所谓罪行的讨伐。

    如此三番，自不会有啥结果。最后，会计说，干脆当废物卖掉算了。就是嘛，原本就是一堆废物嘛。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两委们的响应，这让我非常反感。

    民主？有时候就是不能讲民主。或许我原就不是一个民主的人，会计这个令我反感的意见让我当即就作出了由集体重新发展的决定，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重新发展。

    事实上，我的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认可，尽管在最后表决通过时大家都举了手，但我知道那是勉强的，甚至是激烈反对的。

    事后，会计一副完全为我好的神色找我谈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儿。他总喜欢这样，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持久得到刘老蔫儿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作派，便责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再会上说？

    他说，有许多话在会上是不便于说的。

    我说，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不好说？

    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一脸地沮丧。

    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好脸色，一旦有了好脸色，他就能飞到天上去：现在的会上，他是反对刘老蔫儿最激烈最坚决的人；当初办厂时，他是拥护刘老蔫儿最急的人，差一点儿没喊出“刘老蔫儿万岁”，难怪村里人送他外号叫“太监”。咳，可别说，那一刻，我觉得他确是一脸太监相，甚是厌恶。

    决定了的事儿，就要去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我当时奉行的信条。但这种凭一时激愤做出的决定终究有点儿玄，或许果如村里人所说，我的运好，这些企业居然被我重又启动起来，尤其是条编厂当年就见了效益。

    其实，并非我的运好，而是有四个条件成就了我：一是这些小厂的设备居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据说，刘老蔫儿即使在当支书的后期也经常去保养这些设备，他始终相信这些厂子还能再活起来；二是凡企业都有高峰与低谷，高峰期偏偏让我给碰上了；三是有刘老蔫儿创下的关系网络和经验教训；四是我适时对这些厂子产品的样式和性能进行了革新，譬如条编厂，不再生产粪筐子，而改做工艺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至今目标市场已重点锁定在了国外。

    这些条件当然非一般百姓所能看到，说实话，当时连我也没有想到。企业的成功启动，自然又为我争得了一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