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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说，我们的本意原非如自由从业者所说，不过，自由从业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大家已经彼此熟悉了，讲述完全可以放开限制了，只要不违背我们事先确定的大原则，应该允许自由一些，这样反而更能彰显个性。

    说着，逐一征求着大家的意见，见大家点头同意，原该开始自己的讲述，他却又补充道，谈读书心得、评价一本书、讲自己的读书习惯、经历或者某一类作品某一个作家的作品，都不算超出我们的原则。

    教授是个认真的人，凡事非要讲究个明白，便显得唠叨。果然，只有唠叨完了这些大家必要再三表态的规矩才终于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关于读书，我的经历与自由从业者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

    在我们那里，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庄户孙，庄户孙，辈辈世世不断根。这既是对现状的无奈，也是对摆脱农村的强烈渴望。

    我们都是凡人，自无法摆脱这样的现实束缚。对于我们这代男人来说，当兵提干和升学似乎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当兵是需要关系的，自是不敢奢望，就只剩下了升学。升学当然不需要关系，只要靠自己的实力。所以说，升学是象我这样的所有这代男人的从初懂事起就有的一个梦想。

    象筛豆子一样，经过小学和初中的层层筛选，我虽算不上顶级高手，却总算勉强能够列入优等生行列，尽管进入高中后我百般努力终无法进入被老师认为可以升大学的前十名，但直至高考结束在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甚至在班主任证实我却已落榜后，我仍不相信自己会上不了大学。

    当然，其中也有这样一个原因：当时我们村流行着这样一种村里人甚为迷信的做法，即在案桌上摆一尊伟人像，然后把一根针插到筛细面的筛子上，倒过来以针触到平整地摊了一层薄面的面板上燃上香，只要祈祷者虔诚地求伟人保佑，由人扶着的筛子便会自动地移动在面板上显示求卦内容是与不是的答案。

    当时，我就怀疑其中必有人为的因素，所以便不去相信。但经不住家人地再三催促，还是虔诚地许了愿，尽管我至今已不再相信这世上存有绝对的虔诚，但那一刻我是绝对虔诚的，理所当然地，结果也尽如我意。

    落榜的消息传来，只经过了短暂的迷茫，我便已恢复如初。——按照当时的高考政策，尽管我能够继续复读，但不要说家里已无力让我复读下去，即使家里能够让我跟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去复读，顽固的自尊也绝不会让我那样做。这么说，并不等于说我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因为我很快就自作主张地去找支书要求当兵。

    去找支书要求当兵，应该说，我下了天大的决心，而且也是绝对真诚的，因为我觉得只有他才是我唯一的救星。

    在我们那里，有了事去找支书原是极正常的，我便经常看到有人这样做，只不过我爹娘却从不这样做，而且也绝不允许我们去做。他们再三强调说，这倒不是去找支书需要买东西花钱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不能因此失了做人的尊严。

    做人是有尊严的，他们最看不惯别人拎着两瓶酒或三把韭菜两棵葱去低头哈腰地求支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最没道德最没水准的行为。用他们的话说，这与哈巴狗又有什么不同？

    所以，他们从没有请过村里的支书或其他的什么干部，尽管我爹逢年过节必要请要好的朋友，要好的朋友当然也要回请他，其中独没有村干部，他甚至连有干部参加的场合也不去参加。

    大家知道了他的特点，渐渐地到我家赴宴的人便少了，回请他的人必然也少了，因为村里人讲究“回请”的礼仪，而且大家的家里原就不宽裕，勉强安排三两场，有谁愿意因此而落下了村干部以后再去破费重新安排？

    村里人逢年过节必要安排的，意即对平日里彼此照应的回报，否则便落下了人情；当然凡参加吃请的必然要请吃，意即我对你的照应你将来照应我就罢了，庄户人过日子谁没有个三长两短，倘若我只吃请不请吃，人情就算还了，再遇难题就不好开口了。自然没人愿去落这样的口实，感情，感情，情是赶的，不赶就会失情。

    我猜想，多半因为这个原因，村里人逢年过节必忙，原就无多大经济能力的人家情却必须赶的，因此家里准备的年货多用在了情上，老婆孩子则只有吃剩菜剩饭的份儿，剩菜剩饭也必要抢的，因为里面毕竟多了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油水儿，而且善于精打细算的婆娘也绝不会让其有太多的剩菜剩饭。

    对于村里人来说，请吃吃请什么或多少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次数，次数频繁绝对是一种荣耀，因为冬日里的闲暇村里人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聚堆拉呱，拉什么呢，很自然就会转到“请吃吃请”上，尽管那年月“吃请请吃”的标准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但大家的谈兴却依然是很浓的，虽然或许已讲过了千遍百遍，而且还是那些醉酒的人和事，却似乎每次讲都是新鲜的，尤其是有村干部参加的场合，或者某一家有在外吃商品粮的人员，必会多一些更加新鲜的花样，便要百谈不厌，而且脸上总要流露出既羡且妒幸福的神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偶尔地旁听过几次如此漫无天际的聚会，所有这些无疑都对我充满了诱惑，连我娘也要经常埋怨我爹死脑筋。我爹却说，还是省俩钱儿买种子吧，我们不吃请不照样过得好吗？

    确实，我爹是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对我们母子异样地好，只要有了顺口儿的，他从不会象其他的男人那样在外面吃喝了事，即使大家凑份子买的东西，他也从不舍得吃，必要带回来给我们母子尝鲜。

    正是由于缺少了吃请，我们家逢年过节必要吃得比别人家稍好一些，从孩子不谙事理的牢sao和偶尔到别人家玩耍碰到吃饭看到的情景就能证实这一点儿，但我爹娘却因此也落下了不通情理的名声。

    由此，便不难理解我何以会说自己下了天大的决心和我爹何以会因为我拿了他十元钱买了两瓶酒去看支书而大发雷霆，他责怪我坏了他的门风，虽然我能够看出他的责骂越来越有些底气不足，但仍不能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他确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笨的并且因为愚笨而不讲道理的人，岂不知人是需要场面的，而所谓的场面必要靠这些不起眼的有点儿琐碎的人情来维持。

    与我爹相比，支书无疑更富魅力，不仅因为他有三十年做支书的辉煌，更重要的是，他终日里笑佛似地笑吟吟的，几乎做过全村所有家庭的座上客，也曾经拼命地酗酒而烂醉如泥，村子里却听不到关于他的一丝传闻和故事。

    他是村子里公认的最有本事的男人，没人敢蔑视他的权威，只要他咳嗽一声，不少有过亏心事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心惊胆颤。

    他的这种威望持续了三十年，据说某一年村里也曾出过一位人高马大的人物挑战过他，其中的细节村里人已无法说清了，只记得那位大汉曾立于他家门口破口大骂了一整天，他居然一整天都没有露面，就在村里人明白无误地认为他胆怯了的时候，挑战者突然宣布居家外迁，至于什么原因，村里人无法说清，因为挑战者满脸无奈什么也不肯说，支书也从未当众表露过，即使醉酒的时候也没有。

    不过，当时居家外迁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其中必有支书的功劳。大家都这样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