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 (第1/2页)

    　　全面抗战前华北的军政当局之演变让人眼花缭乱，想要搞清楚七七事变的缘由，这段课是必须补上的。

    　　我在这里从中原大战说起，常冯阎在1930年展开中原大战，各方极力拉拢的是当时在东北的张汗青，小张经一度观望后，于9月17日发出拥蒋通电，12万东北军也随即入关。10月9日，张汗青在沈阳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张汗青拥常使阎百川反常势力倾刻间土崩瓦解，15日，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中原大战后，张汗青于11月在燕都筹设副司令行营。1931年1月1日，石城政府明令燕都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而张汗青东北政务委员会权力也随之扩张到华北。这样，华北军政大权便由阎百川转入张汗青手中。实际上，由于华北是军阀林立地区，张汗青实际权力只及冀察两省及平、津、青岛三市，晋绥及其他地区只是在名义上归他节制。张汗青虽因拥蒋获取了华北大权，并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要职，达到他一生权力的顶峰，但同时也由此埋下了日后东北军衰弱乃至消亡的种子。日苯关东军正是趁张汗青挥师入关，东北空虚之机，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武装入侵诸夏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汗青奉行常凯申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东北沦陷使东北军失去了根据地，同时也为常凯申削弱张汗青权势创造了条件。本来常凯申将华北交与张汗青只不过是为了打败阎百川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张汗青退出东北后，常凯申便授意石城政府于11月25日下令将张汗青东北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1932年1月3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称燕都政务委员会，作为华北最高行政机构(在此之前，东北政务委员会已于12月19日移驻燕都)，经改组后的燕都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由张汗青、韩向方、付佐义、宋明轩等各华北地方派系组成的大杂烩。利用各派互相牵制以便于cao纵，这是常凯申控制地方军阀的一惯手法，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改组只不过是常凯申削夺张汗青权势的第一步。1932年8月，张汗青因要求石城政府拨款抗日被行政院长汪兆铭斥为“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张一怒之下向常凯申提出辞呈以示清白；常凯申为将华北大权收归已有，不但未加“挽留”，反借“挽汪回任”之名顺水推舟于8月15日准张辞职(其时，汪兆铭为逼张下野也向常凯申挂印而去)。17日，石城政府明令成立军事委员会燕都分会，由军委会委员长常凯申兼任燕都军令会委员长。常凯申这种做法使早对汪兆铭与日妥协行为心怀不满的宋明轩等华北将领大为愤懑，宋明轩为此领衔发出“愿与张氏同进退”的通电。常凯申因众怒难犯，深恐北方有异动便又电请张汗青代理燕都军分会委员长一职，以稳定局势，张汗青乃免于被驱之命运。但常凯申并未因此而罢休，而是等待时机，再作它谋。1933年春，日军继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发起进攻。热河省主席兼东北军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退，并征集车辆满载鸦片及家产逃出承德，日军仅以128人选头部队占领承德。承德失守引起全国愤怒，要求惩办常凯申、张汗青之电络绎不绝。在此情形下；常凯申亲信翁文灏、胡适、丁文江等为使常凯申免遭下野之厄运乃电常请其北上，并称：“热河危急，决非汗青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其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何以自解于天下？”常凯申接电后于3月7日离京北上，但常此行并非抗日，而是要劝张下野，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在常凯申逼迫下，张汗青乃于11日向石城政府发出辞职通电。12日，石城政府下令免去张汗青本兼各职，由军政部长何敬之兼代燕都军分会委员长。通过此番周折，常凯申终于将张汗青从华北赶了出去，华北大权遂落入“中央”之手。常凯申攫取华北大权后，为便于对日妥协以全力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5月3日，石城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统揽华北各省市政务，设委员23人，下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并可视事务之需要设参议、谘议、专员，该会有权在不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前提下拟定单行规章。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常凯申把兄弟、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表示妥协。黄郛上任后不久便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苯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为日苯将其势力进一步伸入华北创造了条件。然而，日苯对常凯申妥协行为并不领情，为达到分离华北的罪恶阴谋，不久日苯又将常凯申石城政府中央势力从华北赶了出去。

    　　日苯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华北。鉴于武力准备不足，日苯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不同于东北的“谋略”方式，即通过“华北自治运动”扶植亲日政权，最终使华北脱离石城政府而“独立”(实为日苯控制)。为此，1935年春，日苯借口两个汉jianian报社社长胡恩溥、白逾桓被杀及所谓“孙永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