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 (第2/2页)

”强迫何敬之与其达成了《何梅协定》，将石城政府中央势力(军队、特务机关及国民党党部)赶出了华北，燕都军分会、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常凯申在华北的统治因此顿形衰弱。随后，日苯为扶植亲日政权又将目光转向与常凯申有矛盾的华北最大实力派、29军军长宋明轩身上。而曾在长城抗战中大出风头的宋明轩因对常凯申抗日失望，此时也一反抗日态度转而采用“谋大权舍小利”、对日有限度妥协的原则，谋求日苯支持其从石城政府手中获取华北大权。他对部下说：“当前形势危急，日寇已侵入华北，为国家计、为地方计，我们应当挺身而出，不过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常凯申在华北既无势力，又不愿与日对抗而影响其“剿共安内”政策，只得暂时默认宋明轩在华北的“主导地位”，希望宋明轩不要脱离中央。此外，在常凯申看来，宋明轩有过抗日历史，政治花样少，在地方实力派中是一个比较“守本份的军人”，不至于会投降日苯。8月28日，石城政府又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任命宋明轩为平津卫戌司令，秦德纯为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实际上，常凯申上述举措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不甘心对华北实际统治权的丧失，时刻在寻找机会“卷土重来”。1935年11月26日，常凯申以讨伐殷汝耕叛国投敌为由，通过石城政府行政院下令撤销早巳“名存实亡”的军事委员会燕都分会，其政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并任命何敬之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以加强中央对华北的控制，同时成立冀察绥靖公署，以宋明轩为主任以示“安慰。但宋明轩为达到称雄华北的目的，采取“以退为进”笨略，坚辞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一职，并巧妙利用日苯压力阻止何敬之北上就职。在宋、日“夹击”下，何敬之一行到达燕都后，“惶惶不可终日”，乃于12月5日致电石城政府，建议接受宋明轩“华北自治”要求，只是将自治范围由五省二市缩小为二省二市，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11日，石城政府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明轩担任该会委员长。随后，又任命宋明轩为河北省主席、张荩臣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为天津市长、秦德纯为燕都市长，冀察大权尽为宋明轩所把持。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隶属于石城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是宋明轩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常、日之间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随着日苯对华北侵略的深入，夏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常凯申抗日趋势的加强，宋明轩也逐渐重新走上抗日道路，日苯分离华北阴谋终未得逞。

    　　1937年7月8日下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会议室，以我为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领导层与徐次宸带队的石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代表团对面而坐。气氛十分凝重，原因是，今天晨八时，徐次宸接到了石城军事委员会的急电，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这个突发事件，我们本来约好早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石城国民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常凯申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敬之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次宸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石城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我，常凯申回电宋明轩，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汴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石城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苯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我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苯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rou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明轩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苯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