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清庭建三洋水师 沈葆桢抵台御敌 (第1/2页)

    【史要】清庭塞防、海防之争，筹建三洋水师；沈葆祯抵台抗日，《台湾事件专约》……

    却说，日本侵犯台湾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庭上下一片哗然。

    欲以“联合日本”来对付西方列强，而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也感到十分愕然。李鸿章开始觉到自己的初衷只是一厢情愿，近在咫尺的日本其实比西方列强更是居心叵测；看来，倒是更要小心提防了。因此，原有的“联日”想法开始动摇，意识到了“应建立一支海军，以防范日本”。

    此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拟海洋水师》的章程，上《奏》建议“应增强海防”，拟筹建分别以北洋、南洋、广东命名的三洋水师。

    丁日昌所言正合李鸿章之意，即予附议。

    然而，此时的西域边塞也十分吃紧；因此，左宗棠等人却力主“应增强塞防”。

    于是，关于“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之争即在朝堂之中展开了。

    左宗棠力陈：“沙俄觊觎新疆已久，塞防不固，西域必为其所吞。”

    而李鸿章却《奏》道：“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须天下全局，通盘合筹，方可后定。新疆各城，开辟维艰；始归版图，每岁耗银百万；收千里旷地，而增百年漏卮；今若命将出塞，收不毛之地，更劳师耗饷，此何图耶？不若严守现界，无须急图；且招抚西域诸回酋，准其自立，如云、贵、粤、蜀之土司，适时奉朝即可。况新疆不复，无伤元气；海疆不防，腹心大患；而仅此财力，既增海疆，又备塞防，岂非左支右绌，于事无补，反为所累；故应暂弃关外，专顾海防，方为正本。”

    李鸿章的这一主张与一贯注重塞防的左宗棠可谓是南辕北辙，对于左宗棠的力主“收复新疆”更如当头泼了一盘冷水；而其欲令朝庭“放弃关外”之言，令左宗棠十分气愤。

    然而，慈禧太后却觉得李鸿章的话十分在理；且因牡丹社事件引发的日本侵占台湾之事，刚发生不久令人发指；而日本国近在咫尺，若任其嚣张不加节制，对于大清皇朝的潜在威吓必大于远在西域伊犁的沙俄。因此，加强海防组建一支海军确实已是必要；而且，相比之下，海防比塞防似乎更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所以，一番激烈的争议之后，慈禧太后倾向了李鸿章，主张海防者最终压倒了主张塞防者。

    因此，朝庭最终决定“暂缓收复新疆，须先对付已侵入台湾岛了的日本人”；只是，并不打算如李鸿章所言的“放弃关外”，这才使主张塞防者尚可接受。

    于是，清庭下了一道密《诏》给左宗棠：“以今国力，未能兼顾西域；当守疆界，莫急图进取；可屯兵积饷，以备后图。”

    左宗棠接到这道密《诏》后，虽然心中不悦，但只得遵从。只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已存有的嫌隙因此而更深了。

    清庭如此决定后，遂打算依了丁日昌的建议组建三洋水师；分别命名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划定海域各司其职。初步拟定，北洋水师负责渤海及山东以北的黄海海域，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的黄海海域及长江口外面的东海海域，广东水师则负责滨临福建的台湾海峡及南海海域。

    组建水师，靠国内自造的那几艘木壳兵船当然难以成军；因此，得出巨资向西夷诸国购置了。

    然而，一提及欲向洋人购买兵舰，那班以翁同龢为首的、自我标榜为“清流派”的朝臣们就竭力反对了。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曾为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太保衔。而翁同龢自己，二十七岁就中了状元；尔后，曾授伴读同治皇帝，现正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可谓朝中重臣。身为两朝帝师，故而上疏言事无所顾忌。

    清流派崇尚孔、孟的儒教及程、朱理学，注重风节、敢于揭露时弊，而对西洋的所谓机巧之术不屑一顾；所以，与当时朝中崛起的“洋务派”水火不相容；视洋务派为媚外、汉jianian，故常口诛笔伐而不遗余力。此时，见朝庭又欲花巨资购买西洋的兵船，也就又群起而反对了。

    然而，慈禧太后心中自有定见，对于朝中的“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她早已是习以为常且玩弄于股掌之中。她需要洋务派的务实创业，促强国、强军，以保大清皇朝安泰。同时，她也需要清流派的高谈阔论，以抑制洋务派，防其坐实坐大。

    不过，这一次慈禧太后偏向洋务派了；因为，当今的国门之外，强夷正虎视眈眈地随时有颠覆大清朝的危险。洋务派的组建水师能强军，而抵御外敌不愧是保国良策；虽然是花巨资买洋船而让洋人赚了钱去，但比起兵败后赔款还是合算的。因为，在抵御外敌时，毕竟还得靠洋务派的实枪实弹，清流派的口水是抵挡不了外敌入侵的。因此，慈禧太后拍板同意组建“三洋水师”了。

    慈禧太后放话后，清流派也就喑声了；于是，朝堂上有关“该不该组建水师？”的争执暂告结束。

    然而，组建水师毕竟需要巨额的资金，清政府一时难以筹措；因此，打算先建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而将广东水师暂缓。

    于是，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署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洋务、海防等，并统领北洋水师；同时，命江苏巡抚丁日昌帮办北洋水师。任命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南洋大臣，署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通商事务，并统领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关税中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南、北水师”的费用。

    此时，沈葆桢却奏道：“而今，国力薄弱，库银有限，不应分用；集可有为，分则难成，宜专事一师。倭寇侵台，虽为事急，尚有福建水师可驱御。东瀛处于北，欲将其拒之，北优于南；且海防万里，京津为要。故当有主次之别，先筹北洋，后图别师，方为正着。”

    沈葆祯如此大度地从全局着想而不谋私利，不愧为是林则徐的乘龙快婿，令满朝文武大臣肃然起敬了。

    李鸿章也想不到沈葆祯竟会把仅有的一点经费全部让给他，心中自然高兴。

    而慈禧太后听了，倒是也合她的意。因为，在她也觉得，御敌为的是保国，而保国说到底就是要保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保皇家的安泰；京城是皇家的所在地，保京城无虞也就自然的成为军国大事中的重中之重，别的当然全在其次。沈葆祯所言也正如此，岂容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