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川汉路一波三折 辛亥年保路运动 (第2/2页)
金短缺之困；从而，他们就能获取路权。 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皇朝想不出妙策，只好重走向国外借贷、出卖路权的老路了。于是，经过谈判一拍即合；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订立了《湖广路借款合同》；清政府向四国政府借款一千万英镑后，即将川汉铁路等路权出让了。 于是，四国政府如愿以偿地捞到了路权。 不过，盛宣怀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合同》中写明了“不以日后修成的湖广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作抵，而以湖广的百货厘金、盐厘、盐捐作抵”等语，尽可能地维护了本国的权益，也算是良苦用心。 四国政府获得路权后，即胁迫清政府取消川汉铁路的商办。 清政府迫于压力，随即发布了一道上《谕》：“回顾全国路政，规划不善，错乱歧见；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后果不佳，遗患无穷。粤地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川蜀倒账甚巨，追索无着；湘鄂设局多年，徒耗坐资。若贻误愈久，受累愈深，何堪设想？故当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支路准许各省商民量力酌办。” 清皇朝如此轻描淡写地发布了一道上《谕》后，就把全国的路权都收回了。 此时，各省均有长短不等的铁路在修筑，且同样都是依靠民间的资力；所以，清政府此举立即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不满。 不过，因粤、湘两省的干线不长，所涉股民不多；且因粤、湘为多事之地，清政府唯恐革命党人藉此发难。所以，对于此两地的铁路国有之举，随即出台的较为优惠、尚可接受的赎买股票办法，使股民们能收回本息；因此，两地的怨声也就消了。 然而，川汉铁路的股民却很倒霉；因为，川汉铁路所筹措的股金的流失多因管理失误所导致，其中有部分则是被该公司驻上海的经理施典章挪用去投机股票亏损殆尽了。清政府感到这个漏洞实在太大难以补救，也就以此为借口不愿承担责任为股民补偿损失；却又觉得川蜀地处内陆，革命党人的势力尚未波及；也就无所顾忌地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后，湖北股权还本不还息，四川一律不还。” 如此一来，川、鄂两省的股民损失惨重，当然要怨声载道了；四川股民更是血本无归，许多股民因此倾家荡产，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怨气？且当时筹资时采取的是强行摊派，四川的士绅、百姓无分贫富贵贱都得认股，可以说是人人成了股民；因此，铁路收归国有之事在四川的涉及面更广影响更大，民众的反响也就更激烈。
四川的士绅原以为政府将铁路改商办为官办，只是为了收回路权；现在看来，政府非但要夺路权，还要赖股本了；这与强人劫财又有何异？因此，也都愤愤不平了。 当年竭力呼吁“川人自办铁路”留日学生、归国后已任四川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则撰文一针见血地抨击政府“施行铁路国有，实欲卖路权与外夷，乃卖国耳”，号召川人予以抵制。 不久，清政府与四国订立《湖广路借款合同》之事被曝光，国人更是纷纷痛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卖***，受盛宣怀指派出任宜万段总理的原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也遭到了斥责。 李稷勋老远的从京城赶来承接这个当时已没人敢接手了的苦差，愿想着能为家乡做点事；想不到，事没办成，却落了这么个骂名，真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了。 而此时的四川民众且如夏日里的干柴，稍有一点星火即能引燃；蒲殿俊振臂一呼，众人随即响应。 接着，蒲殿俊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与会二千余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四川南充人罗纶为副会长；并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宣称：“路亡国亡，破约保路；外争国权、内争民主。”同时，在四川成都进行罢市，号召民众抗纳粮捐。 很快的，四川全省各地都纷纷效仿也成立保路同志会，并拒绝向政府纳粮缴捐；保路风潮很快漫延，其它各省也有响应，有的还派出代表赴京请愿。 四川乃天府之国，历来是朝庭的主要粮捐来源地；如今，四川全省拒缴粮捐了，清皇朝如何受得了？ 摄政王载沣见事情闹大，赶紧召集各部商议对策；但各部大臣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可否。 此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上书朝庭，言：“民意难违，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不若收回成命，以免不测。” 然而，朝庭上《谕》一言九鼎岂可朝令夕改？ 王人文谏言“收回成命”，令载沣恼羞成怒；遂以“违逆上意，办事不力”之名将王人文贬职，而任命人称赵屠夫的山东莱州人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并责令各省对于参与保路者须“严行惩办”，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律“押解回籍”。同时，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督办，以协助赵尔丰对四川民众实施弹压。 赵尔丰到任后，即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并将蒲殿俊、罗纶、四川南充人张澜、奉节人邓孝可等多人抓捕。 于是，成都的保路同志会成员涌到总督衙门前请愿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赵尔丰非但没有放人，竟然下令向请愿群众射击，当场杀死三十余人，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此时，保路同志会已遍布于四川全省的六十四个县，会员数多达十万余众；赵尔丰的暴行激起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愤慨，抗议声浪更加高涨；连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万筑路工人也参与了抗议，局势更是不可收拾了。 赵尔丰眼见情势不妙，只得把关押的蒲殿俊、罗伦等人释放。蒲殿俊获释后，也感到了局势的动荡已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于是，赶紧又发表《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规劝民众“息事开市”；然而，民众的激愤难以抑制，已非俩人可左右了。 此前，同盟会会员、四川荣县人龙鸣剑与河南巩义人王天杰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于是，邀请当地哥老会首领四川华阳人秦载赓、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等人，在资州的罗泉井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并决定由秦载赓主持川东起义，侯宝斋主持川南起义。因侯宝斋所率乃是保路同志会成员，故称其为“保路同志军”。 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就在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的当天下午，侯宝斋率领三千保路同志军在新津揭竿而起，拉开了川蜀大地武装起义的序幕；攻占新津县城后，与在邛州反正的四川郫县人周鸿勋所部的巡防军汇合；然后，连夜冒雨奔袭成都。 与此同时，王天杰、龙鸣剑俩人也在荣县举事，秦载赓则率二万哥老会员夺取了资州。 然而，在向成都进军途中，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病逝了，秦载赓在井研城外遭到伏击不幸坠马而亡；俩人相继亡故对于起义军来说是沉重打击，王天杰只得率部折回荣县。 此时，从日本回国受孙中山委托负责四川同盟会事务的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已经赶到。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吴玉章与王天杰即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于是，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就在四川荣县诞生了。 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及荣县革命政权建立，清廷闻报后大为震骇；此时，湖广总督瑞瀓与川汉铁路督办端方，联名奏本弹劾四川总督赵尔丰“治政无能，致使川蜀大乱”。 于是，清庭将赵尔丰免职，由端方代署四川事务，并下《诏》命其率领鄂军入川镇压起义。 端方接《诏》后不敢怠慢，即率领湖北新军第八镇的第十六标、第三十一标、第三十二标等主力进入四川，以对起义军进行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