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倡救国五四运动 御外侮抵制日货 (第3/4页)

紧将章宗祥引到西院的地窖内藏匿，曹汝霖则藏于卧室夹层内不敢露面。

    学生闯入曹宅后，没见曹汝霖。

    然而，藏匿于地窖中的章宗祥却从地窖中出来，正好被气犹未消的学生撞见；于是，愤怒的学生二话没说就将章宗祥痛揍了一顿。

    此时，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已经增派了大批军警火速赶至赵家楼。

    军警赶到曹府后就抓人，共有三十二名学生即被拘捕，其中二十多名即是北京大学学生。

    参加游行的学生被捕后，一时间北京城内风声鹤唳了，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赶紧连夜商议营救之策。

    蔡元培得知消息后，见自己的门生遭捕，也就心急如焚了；于是，蔡元培即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出面与北洋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然而，段祺瑞cao控下的北洋政府早就对北京大学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很是反感，常思借机取缔却苦无藉口；此次，闻报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又带头滋事，不好好读书却上街去搞什么集会游行而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赶至政府要员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府第闹事，如此无法无天的肆意妄为如何得了？

    因此，北洋政府非但拒绝了蔡元培的要求，还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并将炮口对准北京大学校院，欲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北京大学的师生屈服。

    蔡元培见自己的努力无效心中十分气愤，很有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于是，蔡元培愤而提交《辞呈》以示抗议；然后，将校务交由北京大学总务长蒋梦麟，让其代理校长职权，自己则愤然离开北京去往欧洲了。

    翌日，由梁启超创办的《晨报》刊出了《学生界事件昨闻》，将北京各院校学生集会游行及被捕经过作了报道，并也要求政府“允许保释，以免再激动群情”。

    然而，北洋政府仍一意孤行没予理会；接着，又抓捕了数百名学生。

    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发表了《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详细叙述了“学生游行经过与被捕学生的情况”，并呼吁民众要“关心国家命运”。

    《晨报》与《每周评论》报道后，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国。

    于是，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杭州、重庆、南昌、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各大城市的学生闻风而起，也都纷纷****、上街集会游行演讲宣传，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之举。

    此时，北京各大院校校长也于五月十三日向北洋政府齐上《辞呈》，表示支持蔡元培要求“释放学生”。

    不久，又传来了中国代表团果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虽然，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的骨气深受学生们赞颂；但是，五大国不顾中国人的感情，公然让日本强占中国山东通过《凡尔赛和约》而所谓的合法化了，令国人也难以忍受了。

    于是，民众起来表示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也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针对日本强占山东的侵略行经，被激怒了的国人还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运动”，且纷纷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

    北洋政府见“五·四运动”之火越烧越旺，不由得骇怕了；段祺瑞也唯恐再这么闹下去事态会变得不可收拾，只得做出让步将被抓的学生释放；并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之职，以平息国人的激愤。

    北洋政府的被迫让步，给了学生极大的鼓舞与信心。而陈独秀与李大钊则从中看到了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

    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陈独秀与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毫不含糊地对北洋政府提出了最后最低的要求，即：“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去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俩人将《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传单，然后到中央公园等地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中的五点主张得到了民众极大的反响与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当北洋政府的密探将收集到的传单呈交到段祺瑞手中时，段祺瑞气得肺都要炸了。

    段祺瑞觉得，这份《北京市民宣言》俨然是在对他的北洋政府下《最后通牒》甚至于是宣战了，他岂能示弱接受？看来，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是个祸根，而且也必定是此次学潮的幕后鼓动者，得好好的治一治让他们规矩一点才行；否则，会遗患无穷。

    于是，段祺瑞指令吴炳湘密切监视陈独秀等人，必要时得采取行动。

    果然，六月十一日，当陈独秀带着传单前往新世界准备散发时，即被吴炳湘布下的密探拘捕；接着，吴炳湘又派人查抄了位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的住宅，搜出数百份《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及数十件《新青年》等进步的报刊、杂志。

    于是，北洋政府即欲以妨害治安罪惩处陈独秀以作儆戒。

    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后，立即组织学生将消息四处传播，欲通过社会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以营救陈独秀。

    六月十三日，《晨报》又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接着，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顿时，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民国日报》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一文中评述：“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则刊载《北京之文字狱》等多篇文章评论道：“陈独秀之被捕，《益书报》之封禁；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乃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四十余人，也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长，言：“陈独秀之言行，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竭力为陈独秀开脱。

    而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则更是直言：“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

    胡适则以与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同乡的关系，也致《函》恳请“为陈独秀保释”。

    同时，民国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九所高等院校的校长也都致《函》教育部，愿为陈独秀保释。

    接着，一些社会名流与政界人士也纷纷发声了。

    章士钊致《电》谴责：“忽兴文网，重激众怒。”

    孙中山则当着正在上海的内务总长许世英的面，痛斥：“你们干得好事！”

    而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也《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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