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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倡救国五四运动 御外侮抵制日货 (第4/4页)
此多的呼声为陈独秀开脱与保释,令北洋政府不知所措了,真是关也不是、放也不是。为免触犯众怒,段祺瑞权衡利弊后只得放人了。 于是,将关押了三个月的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并因入狱而更受世人瞩目与称颂了。 可是,陈独秀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仍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密监视,其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被查禁了。陈独秀觉到不能再在北京待下去,遂带了尚未查禁的《新青年》回到上海,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而李大剑则仍在北京,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自此,李大剑留于北京,陈独秀居在上海,遥相呼应共同为华夏的新生而奋斗,遂有了“南陈、北李”之称。 “五·四运动”后,《每周评论》虽被查禁了,但由进步社团创办的报、刊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一时间,全国的报、刊骤增四百余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由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而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此时,刚从日本明治法律学校毕业回国、又就读于天津南开大校的江苏淮安人周恩来则与校友马骏,及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二十名男女青年,组织成立了一个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成员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编印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与《觉悟》杂志。 周恩来则在其主编的《觉悟》上发表了《觉悟的宣言》,文中提出:“要铲除一切不合现代进化的军阀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旗帜鲜明地与旧制度决裂,向旧社会宣战。 此时,“抵制日货运动”也愈演愈烈,凡经营日货及为日方服务均在被抵制之列。一时间,国人皆以使用日货为耻,谁也不愿再用日货了;甚至于将大量的日货集中烧毁,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致使许多商家不敢再进日货,连海外的许多华侨也与日本断了关系。 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的七月,因“抵制日货运”而使日本对华出口额几乎为零。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国人则以售卖国货为荣;某商家还在店前贴出一副对联“同胞热心提倡国货,诸君协力挽回利权”以显示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中国人的“抵制日货运动”令日本政府大为震惊,一面给北洋政府施压要其设法平息,一面则赤裸裸地用野蛮手段压制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十一月十二日,日本驻福州领事半岛舍松则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所谓敢死队,由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率领在福州城内无端滋事呈凶,砸抢了沿街多家中国商店与餐馆,并袭击殴打过往的中国平民,连前来劝阻的中国巡警也遭毒打,致使中国学生黄玉苍、郑学谦、刘钟植及中国巡警史孝亮等十余人被殴重伤,酿成了史称“台江事件”的“福州惨案”。 “福州惨案”发生后,民众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更是义愤填膺了,群起而将江口善海等凶犯当场抓获扭送至官府。 但是,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却反诬“‘台江事件是中国人抢夺日本商人的货物而引起的冲突”,并以此为借口调来军舰欲以武力相威胁。这一下,福建当局骇怕了,不敢得罪日本人;于是,赶紧将江口善海等人送还给了日本驻福州领事馆。 福建当局的懦弱媚外之举,激怒了福州民众。 消息传开,中国各地的民众也都群情激愤了。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福建,也发动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焚烧日货。 天津当局则派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但是,学生并没有被当局的倒行逆施吓倒,反而更激起了共愤。 翌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再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向当局抗议,并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等四人为代表,赴直隶省公署请愿。 谁知,天津当局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要求,反而将周恩来等人逮捕了,还出动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并再逮捕二十名学生,重伤五十余人;从而,酿成了又一起天津“一·二九惨案”。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天津社会各界设法进行营救。 但是,当局却不顾民众的抗议,还是将周恩来等人以sao扰罪之名关押了半年之久,直到七月十七日才被释放。 因周恩来被捕,《觉悟》杂志被迫停刊;更遗憾的是,获释后的周恩来却因失去了学籍而不能留在南开大学了;于是,争取赴欧洲勤工俭学,以便能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求索真理。 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浙江慈溪人严修对周恩来甚是器重,也就竭力向法华教育会推荐让其赴欧留学,并给予周恩来五百元资助。 于是,十一月七日,在严修的支持与资助下,周恩来与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七名由“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旅欧学生一起,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了。 而“福州惨案”因国人的抗议声日高,北洋政府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照会》表示抗议。 日本政府这才做出回应,派遣关东都督府外事课长松冈洋右,会同中方到福建进行调查;在确认肇事者为日方后,日本政府只得将日本驻福建领事半岛舍松撤换。 然而,国人为御侮而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情仍此消彼长,全国各大城市的****、罢工、罢*市仍在继续;令段祺瑞深感头疼,国务总理钱能训大有杯水车薪难以为济之虞而无计可施。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段祺瑞被迫无奈只得丢卒保车了;于是,让国务总理钱能训自动宣布“下台”当了替罪羊。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徐世昌任命有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称、陆军总长靳云鹏接任国务总理,这才平息了国人对北洋政府的不满。 段祺瑞在开平武备学堂当学监时,靳云鹏则在他手下任教;此后,也是段祺瑞一手将靳云鹏提拔起来;因此,靳云鹏一直来对段祺瑞忠心耿耿;让靳云鹏接任国务总理,正是段祺瑞之意。 只是,出任国务总理后的靳云鹏因同样只是得了个虚位,一切得听从段祺瑞摆布,心中难免不爽,只是不便明言深感无奈而已。 北洋政府更换阁揆后,国人的怨声小了许多,紧张的局势也得到一些缓解。 但是,自从学生走出校院融入社会与民众结合后,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升华,由原先的“学·潮”嬗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为救国、御侮及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斗争的政治运动了;由此,也宣告了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场更大的社会变革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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