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惨案激起反帝潮 国愤迫还关税权 (第3/3页)
人。 为免遭迫害，李立三等人被迫离沪，“上海总工会”也只得转入地下，但罢工仍在继续。 而长时间的罢＊市毕竟使上海的商家遭受了不少经济损失；一些商人承受不了，已悄悄地络绎开市；因此，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罢＊市实际上业已结束。
面对如此突变的形势，领导罢工的“上海总工会”只得改变策略，将罢工斗争的目标定在了声讨暴行及工人的经济诉求上了。 不过，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经不得长时间工人罢工斗争的打击，不得不寻求谈判解决的途径；最后，经过多轮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即将原《十七条》改成了包括惩凶、道歉、抚恤赔偿、发还被扣薪资、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在内的《十三条》。 据此，直接制造“五·卅惨案”的元凶、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巡麦高云与捕头爱伏生“先行停职，再听候严办”了；而每位遇害者的家眷得到了了一万元的抚恤，另有十万元用于各种补偿；且从此，各厂的监工不准携带武器了，工人的工作条件也有所改善。 至此，工人满足了这些经济诉求后，上海工人的罢工也就宣告结束了。 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后，各地的罢工浪潮也随之消退；只有“省港大罢工”仍在广东政府的支持下，独自与港英当局对峙着，仍坚持不懈地不让步。 但后来，因持强硬态度的廖仲恺不幸遇害；加之，十月以后，因流窜于江西的粤军复回粤东滋事，迫使广东政府不得不再次东征而无暇他顾，“省港大罢工”受此影响也渐显弱化。 而英国政府见公使团分化，法、美等国脱身而去；中国人的斗争矛头已独自对英了，也渐感难支。遂于十一月，将强硬的港督司徒拔撤换，而由对中国一向较为友善的锡兰总督金文泰调任香港总督。 金文泰到任后，就派出辅政司与已改组且更名了的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于是，国民政府也派出了宋子文、陈公博及陈友仁等仨人作为谈判代表，双方这才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尔后，又出了“中山舰事件”，国、共合作出现裂隙，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更是削弱了；但是，罢工仍在持续，只是对峙双方的氛围松弛了许多。 就这样，“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第二年的十月；届时，因国民政府准备举行第三次北伐，已于九月十八日宣布：“将于十月十日解除对香港封锁。” 于是，“省港罢工委员会”这才也决定于十月十日停止罢工；至此，已坚持十六个月了的“省港大罢”这才宣告结束。此是后话，略提。 而有关廖仲恺遇害、第二次东征、“中山舰事件”、第三次北伐诸事，容后慢表。 且说，全国的罢工潮逐渐平息后，“关税特别会议”也已临近，段祺瑞似乎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谁知，侦查“金佛郎案”的翁敬棠经过三个多月的缜密调查后，却于十月二日向总检察厅呈交了一份长达近万字的《检察报告》。 翁敬棠在《检察报告》中，以确凿的证据指出:“李思沅、沈瑞麟与法国签具《协议》，有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之故意。”且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此番交易中实使中国蒙受损失达八千余万元之巨”。 因而，认定李思沅、沈瑞麟俩人“已触犯刑律，应依法治罪”。 翁敬棠的《检察报告》出炉后，使刚平静下来的政局又掀起了一层波澜；段祺瑞闻后甚是恼火，欲将翁敬棠抓捕以禁言。 翁敬棠为免遭迫害，赶紧避往天津。 翁敬棠到天津后，又检举前任司法总长章士钊“职掌司法行政，促成此事”，有“共犯情节”，应“并案办理，以肃法纪”。 天津各报社即将此案见诸报端，舆论又为之哗然了。 已改任教育总长了的章士钊与外务总长沈瑞麟，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请辞；李思浩却提交一份《辩诉书》，声称“自己无罪”。 而段祺瑞好不容易见政局平静下来，想不到翁敬棠横里插一刀又来搅局了。 段祺瑞虽气恼，但对于翁敬棠的指控确也自感难以辩驳；不过，在他自认为，不管“金佛郎案”造成了多大损失，但毕竟已换来了“关税特别会议”的即将召开；两事得失相衡，应算无过，也就觉得有了点底气。 于是，段祺瑞指令司法部，由总检察厅会同北京高等检察厅又进行了所谓的侦查。 结果，以“李思浩、沈瑞麟两人所为，于国损益同存；损则力求缩小，益则力予扩张”等语，进行了开脱；宣布：“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钊仨人无罪，不予起诉。” 翁敬棠不服，申请再议。但是，北京高等检察厅以“翁敬棠并非原告”为由没予受理。 就这样，曾轰动一时的金佛郎案不了了之了。 段祺瑞授意硬是把“金佛郎案”按下去的同时，“关税特别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了。 会议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直至十二月十日结束，会期长达四十五天。 因为，一切已是水到渠成；所以，十三个与会国的代表经过数轮讨论后，也就通过了中国政府要求实施关税自主的《议案》；从而，解除了现行有关关税《协约》中对于中国的一切束缚。 同时，还议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就这样，拖延了多年经一波三折后才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终于以满足了中国人的愿望与诉求而圆满结束。 中国人能争回关税自主权，这不仅是可以提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问题，更是事涉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所以，无疑是值得庆贺的。 更应看到是，由“五·卅惨案”导致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才是促使“关税特别会议”成功召开的真正动力。 因此，关税自主权实际上是用工人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如此，顾正红等人的血能换得如此结果应算是没有白流，也可告慰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