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北伐军连战连捷 吴佩孚武昌残喘 (第1/5页)

    【史要】“北伐军”连战连捷，“汨罗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武昌战役”……

    却说，“北伐军”轻取长沙后，吴佩孚基本上已失去了对湖南的控制。

    时任贵州省长兼“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见“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了，料知吴佩孚必不能久；即见风使舵地投向了“国民政府”，遂保住了贵州省长之职。

    而此时，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川、黔军”总司令了的“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却被四川的杨森、刘湘驱逐退至了黔北。

    周西成虽与袁祖铭是姻亲，但却怕其返黔；于是，周西成派人游说袁祖铭，言：“黔省税收微薄，难以养兵；而今北伐兴起，吴氏日衰，公何不随同北伐？趁湘局混沌之时，称雄湘西；此既顺应潮流，又可得实利，何乐不为？”

    袁祖铭正欲寻找出路，闻此言后觉得在理；于是，与时任“黔、湘”边防督办彭汉章商议，决定效仿周西成也改换门庭投靠广东的“国民政府”了。

    而驻于四川綦江的“黔军”第二师师长王天培，在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中＊共＊党员吴玉章策动下，也欲归顺“国民政府”。

    对于袁祖铭等人的愿意归顺，“国民政府”当然接纳。

    且因周西成、彭汉章、王天培曾是他的部下，故此时的袁祖铭仍可谓是贵州的共主；为此，“国民政府”特意组建了“黔、川联军”，《任命》袁祖铭为“黔、川联军”总司令。

    同时，将彭汉章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王天培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周西成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另有一个直辖师由何厚光任师长，三个直辖旅分别由杨维和、杨维襄、张廷光等人担任。

    如此，袁祖铭等人摇身一变即都成了“国民革命军”中一员了；只是，袁祖铭暗中却仍与吴佩孚保持着联系，藕断丝连的关系仍很暧昧。

    与此同时，驻于贵州铜仁的贺龙见广东“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了，早就有意投身革命的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立即派人与“国民政府”联系，表明了自己迫切希望参与“北伐”的心意。

    贺龙自从与熊克武分手后一直独来独往，曾被赵恒惕《任命》为澧州镇守使留驻在了湘西，倒是相安了一期；但不久，因赵恒惕总是视其为隐患，结果还是被逐出湖南，移驻到了位于“湘、黔”边境的铜仁。

    当时，铜仁百姓在自称贵州东路清乡司令罗哲卿的统治下苦不堪言，贫苦出身的贺龙对于百姓的困苦甚是同情；因此，贺龙率部击溃罗哲卿入驻铜仁后，只打土豪劣绅而对百姓秋毫无犯，并取消了苛捐杂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故而，深受铜仁百姓爱戴，有“贺青天”之誉；所以，贺龙在铜仁倒也可算是乐得其所。

    但是，当闻知湖南变局，“北伐军”入湘后，贺龙即也欲投身“北伐”了。

    对于贺龙的欲投靠，“国民政府”同样也表欢迎接纳了；然因，其手下只有数千兵马未能独立成军，且其驻地是贵州铜仁；故而，“国民政府”就将其所部归于了“黔、川联军”，编入彭汉章的第九军。

    因此，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不过，贺龙在启程“北伐”前，却收编了被其击溃的罗哲卿的散兵败将，人数竟有四千多；如此，兵力即骤增至了近万，足可独立成军了。

    然因，编制已定不宜再改；而贺龙只求能参与“北伐”，也就并不计较名位高下，仍领师长衔。

    只是，其收编后欲扩增的各部，却因此而只能称团了；于是，贺龙将收编的四千人增编成了六个团，《任命》罗豹军为第一团团长、欧伯川为第二团团长、秦光远为第三团团长、胡泽芝为第四团团长、潘文松为第五团团长、穆玉如为第六团团长。

    增兵扩编后，贺龙就率部拔寨起程入湘“北伐”了。

    铜仁百姓闻知贺龙要率部远征，皆依依不舍；而因感其驻于铜仁时清政为民，遂纷纷送子弟相随。

    且说，“北伐军”进驻长沙后，作为“北伐军”预备队的第一军与第六军也随着进入了湖南。

    程潜的第六军复入湖南，使唐生智心中甚是不爽。

    因为，“国民政府”曾对他许下过“即使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须途经湖南，也只派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谭延闿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恽绝不入湘”，此话言犹在耳。

    而如今，程潜的第六军却入湘了，这岂不是食言？唐生智当然要感到不爽了。

    不过，唐生智转而一想，当时作此承诺的是汪精卫；而今，汪精卫离粤出走了，也就怪不得蒋介石；因此，唐生智甚感无奈，只好默认接受了这既成事实。

    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也抵达长沙；第二天，蒋介石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的下一步行动。

    会上，对于下一步是“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产生了分歧。因此时，“南口大战”已近尾声，“国民军”败局已定，吴佩孚有精力调兵南顾了。

    所以，朱培德、鲁涤平等人认为：“吴佩孚虽然丢了湖南，但元气未伤；南口战事将结，吴佩孚必会调兵南下，在湖北严密布防；故而，攻打湖北胜负难测。而孙传芳在江西尚无重兵疏于防范，易于攻取；所以，应先攻打江西。”

    然而，唐生智和李宗仁却持异议。

    俩人皆认为：“若是攻打江西，则会逼迫尚在观望中的孙传芳也投入重兵与我抗衡；而吴佩孚丢失湖南后定不会甘心，一旦我与孙传芳开战，吴佩孚必不会坐视而趁机反扑；如此，我军势必要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此恐于我大不利故不可取。而若攻打湖北，孙传芳必定仍会坐视观望；吴佩孚虽将从南口脱身，但其‘援湘军’已在湖南受挫而军心被撼；且吴佩孚从直隶撤军南下有待时日，我军正可趁士气大盛之时乘胜追击；即使吴佩孚回师南下，也可趁其立足未稳而击溃。而叶开鑫与‘援湘军’在湘北布下的汨罗江防线，仅有几个败军之师驻守不足挂齿，必能一击即破；故而，应先打湖北，方为上策。”

    唐生智和李宗仁俩人的主张与“加伦将军”的“先取两湖，各个击破”策略相符，蒋介石权衡再三后也就采纳了；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