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新国府愤收租界 护党权抵制独裁 (第3/4页)

与前总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道而驰了。

    而蒋介石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藉的是他掌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无人能奈何他了的缘故。

    此前，武汉“国民政府”曾打算《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长”，但却被蒋介石抢先《任命》了“西山派”人士李烈钧；从中，蒋介石目空一切欲凌驾于“国民政”与党中央之上、及欲与“国民党右派”勾结的态势已显见。

    对此，徐谦感到了情况严重，急将在宜昌的吴玉章召回商议，并将蒋介石要求“解聘鲍罗廷”的《电函》出示。

    吴玉章认为：“这不仅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蒋介石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蔑视并欲凌驾于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之上；再下去就要搞独裁了，绝不可等闲视之。”

    徐谦觉得言之有理，遂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会议，以研究对策。

    会上，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宛希俨指出：“现在，党已经出现了危机，有抛弃民主集中制而搞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

    与会者皆有同感，都认为应与蒋介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任由他再飞横跋扈、独断专行。只是，汪精卫尚未回国，无人能制约他，这该如何是好？

    最后，决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机构中占有人数上的优势，重新制订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而在全会召开前，则须“发动党内同仁营造舆论，对蒋介石以谴责”。

    为此，又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作。

    会后，一片“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声音随即响起。

    二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严肃提出：“恢复党权已势在必行，要使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

    而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更是直言：“‘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这在政治上犹如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犹如是一党的总理；如此职位让蒋介石把持了，终有一天他会要做皇帝的。”

    孙科之言可谓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蒋介石。

    因孙科有其特殊身份，他这么一说，许多党内同仁随即呼应；于是，一场俗称“恢复党权”的运动在国民党内展开了。

    接着，经过一番筹备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一片要求“恢复党权”的呼声中，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了。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恢复党权”的强力诉求下召开的，且由“国民党左派”筹办，故令蒋介石很不好受、欲加抵制；于是，蒋介石自己及张静江等一批亲信都没有参加。

    然而，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与何香凝等人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离开南昌去往武汉出席会议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是由“国民党左派”唱主角了。

    “国民党左派”为了修复与中＊共＊的关系，还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于是，曾是国民党中执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也来到武汉与会。

    曾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离开广州后回到湖南。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

    于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很快遍布了“粤、湘、鄂、赣”等全国十七个省的二百多个县，共有协会会员近千万人；“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成为一股令人震撼、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此期间，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尚没引起大家注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并以大量考察的证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现状；从而，论证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可发挥的伟大作用”，并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同时，毛＊泽＊东＊还认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完成这篇《考察报告》后，正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是，他就带了这部重要著作来参加会议。

    然而，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却不以为然，倒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视。

    于是，瞿秋白在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并亲自作了《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此后，从三月五日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上连载。

    后来，连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也都先后将这篇《考察报告》进行了译载，并写了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介：“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能在共产国际得到如此的肯定与好评，毛＊泽＊东＊应算是中国的第一人。

    如此，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这才引起了中＊共＊党内同志的关注，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且说，蒋介石见自己的抵制不起作用；“国民党左派”仍坚持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