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新国府愤收租界 护党权抵制独裁 (第4/4页)

全会”，并打算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职务；这无异于否定了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不由得更气急败坏了。

    因此，他在南昌发表演讲，指责：“武汉的‘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先要取消联席会议。”

    并振振有词地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他以没有根据的‘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接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

    然后，又声嘶力竭道：“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权力。”话语中已透露了杀机。

    蒋介石的这番鼓动性的话果然产生了作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准备在武汉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但因，邓演达与唐生智防范甚严而未敢动手。

    陈铭枢见难以得手，且又恐事情败露后不能脱身；于是，称病辞职潜往南昌去投奔蒋介石了。

    陈铭枢走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兼《任》了第十一军军长之职。

    陈铭枢的未遂政变悄然平息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终于在汉口的南洋大楼内召开了。

    因为，会议的宗旨是为“恢复党权，防止独裁”；为此，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四省的党部代表联合提出了《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潜在危险”。

    据此，全会通过了《统一领导机关案》；规定：“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都不再设主席，而采用集体审议制。”

    虽然，“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主席团”，但主席团成员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且一切《决议》与《命令》必须经“主席团”七人中的四人签名认可后方能生效；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各军的“军长”也须由“军事委员会”提名，报经“中执委”批准后方可任命。

    如此一来，蒋介石虽然仍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不再能一人说了算，其权力已被削弱。

    此外，为了防止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还采纳了时任“中执委员”兼“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的意见，将各“军事政治学校”原来的“校长制”也改为了“委员会制”，蒋介石同样不能一手遮天了。

    同时，“全会”还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二十多个《决议》，对于“外交、财政”诸方面都作了新的规定。

    而《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则明确提出了诸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减租、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禁止高利盘剥”等十项应即实施的政策；并据此发表了《对全国农民宣言》。

    毛＊泽＊东＊与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等九人参与了《宣言》的修订，其中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

    此外，为了推动“农民运动”、镇压农村中的反动势力，“全会”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从而，将“农民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的召开，对于蒋介石可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然而，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左派”的进攻却显得还手乏力。因为，在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蒋介石的势力完全处于了下风。

    虽然，若论实力，蒋介石有源于“黄埔军校”的嫡系、即何应钦的第一军；但自从“国民政府”迁都到武汉后，“国民党左派”有了唐生智的第八军撑腰，足能与蒋介石抗衡；何况，留在广东的李济琛与蒋介石有隙，其进驻湖北了的第四军因陈铭枢政变未遂而潜逃，现在也已全掌在了武汉“国民政府”手中，如虎添翼的更难对付了。

    再看地盘，“左派”在广东根深蒂固，湖南是唐生智的，湖北也已不必说了，现在的“国民政府”已拥有了“粤、湘、鄂”一大片。而蒋介石虽占据“赣、闽、浙”，但比起“粤、湘、鄂”来则逊色多了。

    蒋介石权衡后，只得徒叹奈何、不敢妄动；不过，如此不利的局面，倒是促使蒋介石更迫切要将“沪、宁”攫取，以增加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的资本。

    好在，李宗仁、程潜、朱培德、鲁涤平等军界实力人物眼下的表现却不偏不依，倒是让蒋介石稍觉宽心了些。

    而蒋介石毕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可以号令各军；而第七军、第六军、第二军已都遵《令》东进了，这倒为蒋介石东取“沪、宁”助了一臂之力。

    因此，蒋介石觉得当务之急是办好两件事；一是，继续东进，尽快拿下“沪、宁”；二是，固住江西，绝不让“左派”势力渗透进来；其余诸事，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另有一个心病；即处于“赣、鄂、皖”三省交界处的九江，因其市党部要员都是武汉“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左派”；而九江是位于长江边、有“赣北门户”之称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朝思暮想着要占有它；现在，却还不能完全算是蒋介石的，他岂能不急？

    不过，蒋介石很快就有了办法。

    因此前，一些江西籍的国民党员及社会名流段锡朋、罗时实、程天放、熊育钖、王冠英、巫启圣、曾华英、王礼锡、周利生、洪轨、贺扬灵等人，在江西成立了一个旨在“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的“AB反赤团”简称“A*B*团”；因其宗旨是“反俄、反共”，蒋介石觉得倒是可利用；何况，罗时实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岂能不听他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话？

    为此，蒋介石在《命令》何应钦率部“尽快攻取上海，进而克复南京”的同时；又授意罗时实“利用‘A*B*团’在九江滋事”，以将九江从“国民党左派”手中夺过来。

    于是，三月十七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A*B*团”在九江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冲击并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市总工会，并杀害了党部与工会的多名干部。

    事发后，蒋介石则趁机以“调停”的名义将“九江市党部”控在自己掌中，并将“九江市总工会”解散了。

    就这样，蒋介石把九江也控制在了自己掌中；从而，少了后顾之忧，即可专注于东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