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汪精卫武汉政变 蒋介石兵败徐州 (第1/3页)

    【史要】汪精卫“七·一五政变”；陈独秀停职，鲍罗廷被解聘；蒋介石徐州兵败……

    却说，唐生智班师回鄂后，何键恐其对“马日事变”彻查追究，不由得惶恐了。

    为开脱自己，何键恶人先告状地向唐生智诉道：“许克祥所为事出有因，中央本无废止祭祀，总理亦未反对孔教，然而，农会毁孔庙、焚牌位，令见者寒心。而今湖南各地，工、农肆虐；致使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营业、士不读书，子不奉孝、女不守贞，截夺军粮、阻碍招兵、抗捐拒税，屡见不鲜；而凡有衣有食、有德有识者皆被视为豪绅，私擅捕杀毁弃人伦，闹得天昏地黑人人自危；自古有贼匪祸民，未致如此，怎能不乱？”

    何键这一番话，唐生智当然能听出其话外之音，倒令他不知该如何处置了。

    虽然，唐生智能觉到，何键所言多有加油添醋乃夸张之辞；然而，何键与许克祥等人毕竟是自己的部将，胸中有此怨言、必是事出有因；即便有不当之处，自己又能拿他们怎办？若是过于苛求了，恐会寒了他们的心，今后自己还可依靠谁去争地盘、打天下？想到此，唐生智也就不打算穷究此事了。

    于是，他只是到长沙去装模作样的走了一趟；只给许克祥记过一次，没作其他更大的追究；但同时，却下《令》“湖南党部及民众团体着即停止一切活动”。

    就这样，唐生智各打五十大板后，“马日事变”就算了结了。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不久，即收到了冯玉祥的《电报》，不由得深感诧异了。

    只是，其中的“送走鲍罗廷”语，汪精卫倒觉得可行；因为，汪精卫已将鲍罗廷解职；毋须冯玉祥提议，鲍罗廷也是必定要走人的。

    然而，其“‘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之言，却是分明在帮蒋介石说话了；这与他在“郑州会议”上的承诺迥然不同，汪精卫想不到冯玉祥的态度怎会变得如此快？不过，他很快就揣测到了这定是蒋介石采用了什么阴招，将冯玉祥拉拢了、才会如此。

    当想到杨森的犯鄂、夏斗寅的背叛，其中也都可见蒋介石的影子时；汪精卫等人也就自然地觉到了，蒋介石“图‘宁’”之心不泯；只要有蒋介石在，欲“‘宁、汉’冰释前嫌、合二为一”断无可能。

    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又有了一种“共识当务之急，唯有东进讨伐蒋介石、以维护‘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性，除此别无他途”。

    于是，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即又决定“以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为主力，组建‘东征军’讨伐蒋介石”，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

    “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正合唐生智之意，一直来唐生智都将蒋介石视为自己的敌手、必欲伐之。

    当时，要不是汪精卫竭力劝说他“再举‘北伐’”，他早就率师东进了。而今，唐生智见“直、鲁联军”已被驱逐出河南，来自北面的威胁被消除；也正欲“再举兵东进、讨伐蒋介石”。

    所以，“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岂不是正中其下怀；也因此，唐生智回鄂后，草草地处理了“马日事变”，就迫不及待地着手准备“东征”了。

    “‘东征’讨蒋”拟兵分两路，分别由湖北与江西进发。

    为此，唐生智将“东征军”编列为两个方面军。

    由湖北进发的一路为第一方面军，辖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第十五军等部，唐生智自《任》总指挥；由江西进发的一路为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等部，由张发奎《任》总指挥。

    且因，第一方面军拟沿长江两岸东进，故又分为“江左军”与“江右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为“江左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为“江右军”。

    而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其原来兼《任》的第四军军长与第十一军军长之职则都脱出，让位给了其部将。

    于是，第四军军长由副军长黄琪翔升《任》，第十一军军长由副军长朱晖日升《任》；而叶挺因击溃夏斗寅、保卫武汉有功，也升《任》为了第十一军副军长，且仍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

    接着，“东征军”各部络绎向鄂东与赣东北集结。

    唐生智注心于“东征”之时，他的部将何键等人却忙着又要“反共”了。

    原来，何键等人见唐生智回鄂后、处置许克祥的态度甚是暧昧，认为这是他在表示对“马日事变”的默认，这却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因为，真若如此，他们就不必再有顾忌、可放胆而为了。

    于是，一直隐在幕后的何键开始走到前台，公开煽惑：“三民主义的敌人，是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与此同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对何键作出了附和，俩人一起派兵强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

    对此，汪精卫故作未闻、任其放肆，唐生智也没哼一声。

    其实，何键与李品仙所为，正是汪精卫所希望的；汪精卫见何键等人先他动手了，自己也加快了“反共、清党”的步伐，且不再顾忌“国民党左派”会如何反应。

    六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又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逼迫共产党人、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与“‘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

    自此，汪精卫也开始对中＊共＊下手，武汉城内的“反共”气焰更是甚嚣尘上了。

    而此时，中＊共＊党内的矛盾却也日渐激烈。

    由于中＊共＊中央在前期工作中有许多失误，中＊共＊党内同志都将矛头指向了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及其助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主编”、被视为中＊共＊的二号人物彭述之，俩人皆被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

    而此时，陈独秀的心中却是满腹牢sao，埋怨：“‘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让人无法工作。”

    为此，陈独秀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职”。

    但陈独秀哪里知道，此时鲍罗廷手上已有了“共产国际”要“改组中＊共＊中央，并将陈独秀撤职”的《指示》。

    恰在此时，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在上海遇害，这对于陈独秀无异于又是个沉重的打击；深陷于失子之痛的陈独秀也就更是消沉了，无意于再主持中央工作。

    鉴于此，鲍罗廷不得不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公开，并据此改组中＊共＊中央、撤换陈独秀了。

    然而，鲍罗廷考虑到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和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