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汪精卫武汉政变 蒋介石兵败徐州 (第2/3页)

都颇有影响，不宜直截了当地宣布将其“撤职”。

    因此，在七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鲍罗廷只宣布了“陈独秀与彭述之停职”。然后，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为常委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至此，陈独秀结束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武汉的局势已显得十分严峻。于是，七月十三日，刚改组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了《对政局宣言》。

    《宣言》揭露汪精卫等人“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且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要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但是，共产党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

    中＊共＊的《对政局宣言》发表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被感撼了。

    同日，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严辞谴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蒋介石妥协、图谋与共产党分离并残杀农工”的倒行逆施行径。

    然后，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辞职去往苏联。

    第二天，宋庆龄也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肃地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表明了她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正立场，及对汪精卫等人所作所为的忿懑。

    然而，中＊共＊中央与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谴责，并没能使汪精卫等人缩手回头，反而更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就在宋庆龄发表《声明》的当天晚上，已被汪精卫把持了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接受汪精卫的公开‘反共’主张”。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十七人参加的“国民党中执委第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会上，汪精卫将早已准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审议。

    该《决议案》中有三条明确规定：“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急欲通过此《决议案》，目的无非是为实施“反共、清党”提供所谓的依据，以便他能冠冕堂皇的“清党”行动。

    宋庆龄没有出席会议，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她作了发言。

    陈友仁在发言中严正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因而，对于汪精卫提交的《决议案》表示竭力反对。

    然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内，汪精卫的势力已占了上风；所以，陈友仁的反对并没能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

    陈友仁见难以阻止，遂愤而提出抗议并退场。

    陈友仁的退场正中汪精卫的下怀，少了碍手碍脚的人、则更可以放手而为了。

    于是，汪精卫在会上又大放厥辞、竭力扇惑道：“既然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了，便无异于脱离本党，其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如此，汪精卫实际上已向国民党发出了“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却将责任推到了中＊共＊身上。

    就这样，汪精卫紧随蒋介石的后尘，公开进行“反共、清党”了。

    因为，汪精卫的公开“反共”始于这次七月十五日的会议，故史称“七·一五政变”。

    汪精卫公开“反共”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于七月十九日发布《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于是，“湘、鄂”大地也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同时，汪精卫又将鲍罗廷及其苏联顾问全部解聘，并打算将他们驱逐，以向冯玉祥显示自己迎合了他的要求。

    汪精卫在武汉也“反共、清党”了，蒋介石闻知后当然高兴；然而，蒋介石却并没能因此而感到轻松。

    因为，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仍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为“非法”而必欲征讨之；汪精卫与唐生智在“反共、清党”的同时，仍在加紧“东征”的准备，这令蒋介石如何省得了心？

    其实，自从唐生智班师回鄂，蒋介石早已料定其下一步必是“东征”；因此，不敢掉以轻心，不得不也将自己的“北伐”主力、何应钦的第一纵队与白崇禧的第二纵队撤回长江沿线防守。

    只是，如此一来，深入山东境内的王天培的第十军须独挡“直、鲁联军”了；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只注重于南京的安危，也就顾不了其他。

    而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又见蒋介石的主力也撤军南回了；此时，山东境内只剩了王天培的第十军；张作霖觉得机会来了，即《命》“‘安****’进行反攻”，务必将“南军”逐出山东并收复徐州。

    于是，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与张宗昌的第二方面军团组成“孙、张联军”，对王天培部发起反攻。

    此时，因蒋介石已将主力南撤，深入鲁境了的王天培部成了一支孤军；而“孙、张联军”有十五万人，兵力占压倒优势；因此，双方在滕县激战，王天培终因是孤军作战、后援不济而大溃。

    “孙、张联军”取胜后、军心大振，即又乘胜追击、将王天培部逐出鲁境；最后，王天培败退皖北宿县，连徐州也丢失了。

    蒋介石见徐州得而复失、顿时急了，赶紧组织军力反扑。

    然因，此时的唐生智已是虎视眈眈地准备“东征”；所以，已南撤了的何应钦与白崇禧的主力不宜再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