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陈独秀黯然谢幕 新桂系迫蒋下野 (第1/3页)

    【史要】起义军南下广东；“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撤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却说，“南昌起义”爆发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惊恐万状了。

    八月一日，汪精卫立即宣布“共产党员是叛逆之徒，皆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同时，急调朱培德、张发奎所部攻打南昌，务必要“肃清‘****’”，将贺龙、叶挺等叛逆缉获。

    江西是朱培德的地盘，中＊共＊竟然在其境内举事，朱培德自然难容。

    于是，立即《命令》驻于樟树、吉安、进贤、临川等地的第三军和第九军主力向南昌推进，必欲“将南昌夺回”。

    顿时，南昌城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了。

    而张发奎闻报“南昌起义”后，确实也吃惊不小。

    因为，“南昌起义”的主角贺龙、叶挺等部皆辖于其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恐受牵累，也就大发雷霆、必欲兴师问罪。

    于是，张发奎赶紧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人商议对策。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态度暧昧、没哼一声，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却主张“立即派兵征讨”。

    此时，尚未暴露身份的叶剑英，却担心若是张发奎与朱培德一起攻打南昌，两路兵马加在一起毕竟要比起义军强得多，唯恐起义军难敌而受挫。

    因此，欲劝阻张发奎，故言道：“南昌地处赣中、易四面受敌，贺龙与叶挺必不会久驻而受困于此地；且中＊共＊有意于广东，故不若派人往说、促其南下；如此，南昌可不战而收复，何必劳师往击？再说，起义军约有两万人，不可小觑；第二方面军尚存的兵力与其旗鼓相当，若是攻打南昌、恐无胜算把握；所以，依我看，此时不宜对南昌用兵；否则，必徒耗兵力，于我军何益？《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总指挥当三思慎行、趋利避害、方为正着。”

    叶剑英的这番话，张发奎听了倒是觉得在理。

    其实，张发奎也知道，第二方面军的兵力在“南昌起义”中被贺龙与叶挺拉走了许多，已锐减近半；若靠尚存的兵力真要与起义军对阵，确是难有胜算。

    现在，叶剑英给他出了如此点子，倒是觉得不妨一试；若是能成，则可兵不血刃而取回南昌；而若不成，再发兵攻打不迟。

    再说，若能说动贺龙与叶挺南下广东，李济琛必定会倾全力相拒。如此一来，广州城内也就空虚了；自己倒是可以“援粤、讨逆”之名直趋广州，乘虚而入、一举而得。而南下广东、攫取一块立足之地，正是自己梦寐以求之事；若真能趁机实现，岂不美哉。

    因此，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谏言，决定暂缓攻打南昌了。

    于是，张发奎派遣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赴南昌，向贺龙等人转达自己的四点希望：“一是，希望起义军尽速退出南昌；因为，他张发奎要去南昌，免致发生冲突。二是，希望起义军去广东后，驻于东江而不要进广州；因为，他张发奎也要去广州；如此，方可井水不犯河水。三是，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他张发奎的名义，他不想授人以柄。四是，因他并未难为过中＊共＊党员，希望起义军也不要伤害他张发奎的人。”

    郭沫若受《命》后，即与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李一氓、“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一起前往南昌；而因，郭沫若早已有意投靠中＊共＊；因而，此去后则不再回返了。

    不过，郭沫若抵达南昌后；倒是不辱使命地还是将张发奎之意原原本本地转达了。

    前敌委员会闻知张发奎愿“井水不犯河水”，倒是觉得可以接受。且中＊共＊原就计划“南昌起义”后即“南下广东”，以在粤东建立根据地获得出海口；因此，决定“依了张发奎，即从南昌主动撤离”。

    然后，拟沿抚河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经由闽南、进入粤东后，在潮州、汕头等地立足。

    就这样，叶剑英的这番话使张发奎取消了攻打南昌的打算；从而，使起义军避免了与张发奎这个劲敌的直接交锋。

    于是，八月三日，起义军陆续地主动撤离南昌，开始南下向广东进军；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张国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也都随军而行，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起义军撤离后，张发奎随即进驻南昌。张发奎毫不费力地取了南昌后心中暗喜，即向汪精卫报捷。

    汪精卫闻报“南昌收复”当然高兴，但当他闻知“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则又要张发奎率部追击。

    张发奎本不想与起义军再有冲突，但为了应付汪精卫，也就派遣“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尾随起义军而去；自己则另取一道，以“援粤、讨逆”为借口南下广东了。

    就这样，张发奎明是追击，实是与起义军各走各的道，果真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朱培德见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了，知其必南下去往广东；起义军能离赣，朱培德正是巴不得，也就没加阻截放任而去。

    因此，起义军南下途中，虽与朱培德部擦肩而过，却没有大的交锋。

    而此时的蒋介石正与孙传芳在徐州鏖战，闻报中＊共＊在“南昌起义”了，虽是心急如焚但却难以分身；后又闻“起义军南下广东”，遂让他宽了些心。

    于是，急《电》李济琛与黄绍竑，要俩人“协力截击”；并将俩人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绍竑部改编为“第十五军”；《任命》李济琛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

    李济琛见起义军南下，也已揣知中＊共＊有“图粤”之意，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立即《命令》“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率其所部第二十师、新编第一师、新编第四师驻防于“粤、赣”边境。同时，速调时任“浙东警备司令”王俊赴粤，接任因病去职的“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之职。

    不久，黄绍竑率其第十五军的第四师、第六师由桂入粤了；李济琛则让其在北江一带布防，以协同钱大钧部，务必将“南下的起义军拒于广东境外”。

    且说，汪精卫跟随蒋介石“反共、清党”后，中＊共＊遭受了严重挫折并面临了极大的危机；至此，曾经令人振奋、胜利在望了的大革命运动已宣告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形势又显得十分险峻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会走到令人如此失望与遗憾的地步，与中＊共＊党内奉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分不开的。长期来，中＊共＊过分信赖汪精卫，对蒋介石也一而再的让步；从而，导致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

    诚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责任是难以推卸的。

    然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