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陈独秀黯然谢幕 新桂系迫蒋下野 (第2/3页)
＊共＊是“共产国际”中的一员；而一条“下级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将中＊共＊约束，迫使中＊共＊只能随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瞎转；所以，陈独秀其实是个“当家却做不了主、有满腹牢sao却没处诉”的人。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下，却要中＊共＊遵照他们的意志做这、干那，岂能不出错？所以，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主要责任应是在莫斯科。 然而，已成为“共产国际”撑舵手了的斯大林却不愿承认，硬是要将错误的责任全推到陈独秀身上；他在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就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仍坚持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从而，将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所致”。 为此，斯大林还授意已到武汉了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开一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以肃清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罗明纳兹立即遵照执行，决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就召集会议。 然因，此时正忙于“南昌起义”；因而，会期一再推迟。 而今，“南昌起义”已成功举行，罗明纳兹觉得不该再拖了；于是，他与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商议后，决定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 由于汪精卫也已对中＊共＊大开杀戒了，此时的汉口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所以，这次“紧急会议”只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秘密召开。 因此，会址选在了位于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二楼；因为，该楼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而此地四周多是富有的外国侨民居住，有此作掩护不大会引人注意、相对于他处较为安全。 因是“紧急会议”，许多本应参加会议的“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都来不及通知而缺席；有的虽是通知到了，但也多因交通不便而难以赶至。 而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人因领导“南昌起义”，此时正在“南征”途中，皆未能到会。 因此，出席会议的代表仅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等二十一人；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和“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且因，会议已由斯大林定调了，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所以，理应出席的陈独秀却没被通知到会。 又因环境险恶，会期仅有一天时间就匆匆地结束了。 也因此，会后中＊共＊中央即发《文》向全党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故而，史称“中央紧急会议”；或以八月七日的会期相称，即“八·七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终于召开，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都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八·七会议”上正式宣布“撤销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所以，这次会议可谓是对陈独秀的缺席宣判。 而因，“八·七会议”并非是“中央全会”，陈独秀被撤职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则空缺了，须待“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进行补选；因而，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则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 且由于，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的新《指令》，认为：“中＊共＊前任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所以，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 于是，在罗明纳兹的主导下，对“临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选。 结果，原“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等人退居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及曾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的顾顺章等人，却一跃而成了“政治局委员”。 于是，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名委员与七名“候补委员”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则由五人缩减为三人，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 自此，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了。 因为，“八·七会议”结束了中＊共＊党内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其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而虽只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了“党应对军事引起高度重视”，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于是，在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而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从此，中＊共＊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了。 陈独秀被撤职后不久，他的另一个儿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遇害了，致使其更为消沉了。 且说，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将陈独秀撤职、改组“中央临时政治局”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起了不小的风波。 原来，蒋介石徐州兵败后，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拘押欲作替罪羊。然因，王天培是“桂系”的人，蒋介石此举引起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不满。 而此时，中＊共＊举行“南昌起义”后已撤兵南下；“武汉国民政府”见南昌已被收复，就又准备“东征”讨伐了。 八月九日，唐生智发出《通电》，仍严词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难辞其咎”后，即起兵沿长江而下“东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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