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汪精卫再次引退 蒋介石独揽大权 (第4/4页)

叶开鑫与刘兴的退路”。

    果然，刘兴见白崇禧欲“断其后路”，顿时慌神了、赶紧后撤。然而，刘兴刚撤回岳阳，汨罗江防线却已被夏威与胡宗铎突破。

    刘兴自知岳阳已是难守，遂退守长沙去了；叶开鑫见刘兴败退，则也随同退入湖南逃往宁乡。

    夏威与胡宗铎夺取岳阳后，即又掉头乘胜追击、直扑长沙。

    程潜见叶开鑫与刘兴败退，即《命》其部将“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李明灏与“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轸复又向湖南进军了。

    而此时，驻守醴陵的何键也抵不住朱培德与金汉鼎的夹攻，溃往茶陵、衡阳、宝庆等地。

    然而，何键退至衡阳后，却又遭到了正在湘南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阻截。

    如此一来，“湘军”处于了四面楚歌之中；何键、刘兴、李品仙等人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乞和”，表示“愿意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收编”。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桂军”进驻长沙、并将“湘军”收编。

    叶琪的“第十八军”因与陶钧所部的番号重复，遂被改编为了“第十二军”；李品仙仍留《任》“第八军军长”，何键也留《任》“第三十五军军长”；而“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被“要求离开部队”，其职由“第三十六军第一师师长”廖磊接任。

    至此，“西征”湖南的战争结束，李宗仁终于将“粤、桂、湘、鄂、皖”连成一片了。

    只是，因有约在先，李宗仁“取得湖南后却只得将其交予程潜，让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这却又成了李宗仁的一个心病；从而，李宗仁与程潜之间有了一个症结。

    “西征”湖南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终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在南京开幕了。

    因为，原“中执委”与“中监委”的六十名正式与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李大钊与“国民党左派”路友于已都被张作霖杀害；其他中＊共＊党员谭平山、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夏曦、韩麟符、屈武、邓颖超、许苏魂、高语罕、江浩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徐谦等人，都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被开除了。

    因此，这次与会代表仅有三十一人，勉强过了半数。

    会议是在蒋介石一手cao纵了进行的，顺利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中央党部改组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然后，据此对“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

    改组后，“中央政治会议”以蒋介石、谭延闽、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十二人为“常委”，蒋介石《任》“主席”。

    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不再设“主席”，只设由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由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

    由七十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中，则由蒋介石、谭延闿、李宗仁、于右任、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杨树庄等十二人为“常委”；而且，“军委会”又恢复了“主席制”，并规定“‘军委会主席’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这无疑是为蒋介石量身定做的；于是，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复又坐上了“军委会主席”的宝座。

    只是，“国民政府常委会”是由谭延闽、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等五人组成，并按蒋介石的意图、让谭延闽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不过，“外交部长”黄郛、“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王伯群、“劳工部长”马超俊等却均是蒋介石的人；因此，谭延闽不过是个傀儡，“国民政府”的实权仍落在蒋介石手中。

    经如此改组后，汪精卫与胡汉民的影子都不见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朱培德、程潜等军界要人也都只在“军委会常委会”中各占了一席。

    自此，蒋介石已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独揽了。

    不过，蒋介石为避免被人指责是“独裁”，除将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列为由蒋介石直接统辖的“中央区”外，又特意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了四个“政治分会”。

    分别由李济琛《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统辖广东、广西；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辖湖北、湖南、安徽；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统辖河南、陕西、甘肃；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统辖山西、绥远、察哈尔。

    并规定，各地“政治分会”有权处理辖区内“党、政、军”一应事务。如此，大家都分得了一匙羹，也就皆大欢喜、无异议了。

    同时，蒋介石还信誓旦旦地道：“当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此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

    并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这令长期受“奉系”威胁的冯玉祥感到了慰藉。蒋介石还趁机与冯玉祥换了帖子、以结同心，冯玉祥也就更全力支持蒋介石了。

    蒋介石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摆平后，则又大放厥词、强调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其实，在蒋介石心目中，“反共、清党”才是头等大事；而今，自己大权独揽了，更可以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

    于是，陈果夫与蔡元培提出了一个《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并顺利通过；如此，蒋介石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共、清党”了。

    同时，又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下达了针对苏联的《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消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经营的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

    从此，由孙中山创建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彻底被断绝了。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就依据《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在其直管的“组织部”内设置了一个“党务调查科”。

    蒋介石将这个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及国民党内“异己分子”的工具交予了他的“心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负责，以能切实贯彻自己的意图。

    因为，陈氏“兄弟”俩姓名的英文开头字母皆是Ｃ，世人遂称其为“C·C系”。

    陈氏“兄弟”俩的“党务调查科”成立后，各级党部则停止活动，代之以的是另行设立了各级“党务指导委员会”；从而，对全体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考查、训练。

    就这样，蒋介石依靠陈氏“兄弟”通过“整理党务”，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都清洗掉，实现了“清党”目的。

    同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氏“兄弟”俩还将许多亲信，如上海的潘公展、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浙江的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叶溯中，北平的庞镜塘，湖北的艾毓英、杨锦昱，南京的方治，河北的陈访先，河南的王星舟，江西的王冠英，安徽的张德流，江西的李中襄，青海的燕化棠，甘肃的田昆山等人，塞进各“省、市党部”

    陈氏“兄弟”此作，是希图“通过给国民党换血后、将其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为蒋介石实施‘独裁’统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