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北伐军威迫京津 皇姑屯张帅丧命 (第3/4页)

 六月四日凌晨，专车驶进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等人也已在车站迎候；并告知“奉天省长”刘尚清“已率文武官员在奉天新站迎候”。

    皇姑屯是奉天的一个小站，到了此地也就抵达了奉天，曾经悬着的心则可放下了。

    且因离终点站已是不远，也就只有张景惠上车陪同，齐恩铭则驾车原路返回。然后，专列又缓缓启动继续向终点站驶进。

    皇姑屯车站以东不远就是老道口和三洞桥，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在此交叉；京奉铁路在下，南满铁路在上。

    因为，南满铁路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修筑并管理，沿线两侧都被划归“日军”的警戒区；因此，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老道口和三洞桥，也就在“日军”的警戒区内，不远处即设有“日军”的岗楼；所以，吴俊升的军队在此处没能布防。

    谁知，正是此处的失防，给张作霖和他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原来，河本大作正是选中了此地；他派人在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下埋了大批炸药，将导线引至不远处的岗楼中，只待张作霖的专列到来、就起爆。

    果然，当专列驶至三洞桥，忽然一声巨响，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被引爆；有十多节车厢的专列，顿时被炸得都脱轨掀翻、甚至于粉碎；死者血rou模糊、难以辨认，伤者大声惊呼、哭嚎不止。

    张作霖的“六姨太”马岳清及莫德惠、温守善、张景惠、刘哲、于国翰、“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等人，都程度不等地受了伤。

    而张作霖乘坐的那节曾供“慈禧太后”专用、有“蓝钢车”之称的豪华车厢，被崩出有三、四丈远；陪同张作霖的吴俊升，已被一枚铁路道钉穿入脑部而当场毙命了。

    张作霖虽然没有当场丧生，但已满身是血伤势甚重。

    幸免于难的“三公子”张学曾、“副官”王宪武、“医官”杜泽先等人忙乱中终于找到了张大帅，众人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加以救护。

    此时，刚离开皇姑屯车站的齐恩铭忽闻三洞桥方向响起爆炸声，知道必是发生了意外；于是，赶紧也驶至三洞桥。

    于是，张学曾、王宪武、杜泽先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张作霖塞进齐恩铭的车内；然后，极速地奔往“大帅府”。

    齐恩铭等人将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后，立即送上了张作霖“五姨太”的小青楼。

    此时，在奉天新站迎候的刘尚清等人闻讯后也接踵而至了。刘尚清见“大帅府”内乱作一团，则一面约束众人、不可慌乱，一面立即组织对张作霖进行抢救。

    然而，终因伤势太重，张作霖没能留下一句“遗言”即于当日上午九时不治身亡。

    就这样，堪称乱世枭雄的“东北王”张作霖遽然离世了。因为，事发地离皇姑屯车站不远；故而，史称“皇姑屯事件”或“皇姑屯炸车案”。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刘尚清揣知必是日本人所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除去已被其视为绊脚石了的张作霖；然后，趁‘安＊国＊军’群龙无首之机，占领奉天进而控制东三省”。

    事发当天，日本陆军部立即有关“皇姑屯事件”发表《声明》以示自己“清白”；同时，“关东军”以“协助勘查”之名将“出事地段封锁了”；并按《计划》将“已准备了的两名中国人杀死后、抛尸于现场当了替死鬼”，诳称“是炸车的间谍，被当场击毙”；且在两具“尸体”的衣袋中、故意放置了“‘国民政府’指示其行动”的《手谕》，欲以此“嫁祸于南方‘国民政府’而为自己开脱”。

    果然，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后，日本人即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以证明“‘皇姑屯炸车案’与‘日军’无关，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指使人所为”。

    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明眼人很容易就能识破，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不打自招。

    然因，刘尚清见张大帅已命归西天，“安＊国＊军＊政府”失了主心骨；即使明知是日本人所为，却也不敢将事情挑明了而与日本人翻脸；再说，在此节骨眼上、东三省该何去何从？这却是摆在刘尚清面前的最大难题，令他一时不知所措了。

    时有深沉练达的“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藏式毅建议：“应秘不发丧并严密封锁消息，绝不可让日本人获知张大帅的死讯。”同时，赶紧通知张学良，要他“返回奉天，主持大局”。

    刘尚清采纳了藏式毅之言，遂故意放话“张大帅只是受伤，并无大碍，不久即可视事”。

    于是，“大帅府”内一切如常，未见悲怆之态、不闻哭泣之声；每天，厨房照常为张大帅张罗膳食；“医官”杜泽先按时为张大帅换药，连病历记录也一字不漏地填写无误；只是，允许进出小青楼的只有“五姨太”和贴身“丫环”。

    果然，张作霖被炸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关东军第十师团长”本庄繁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等人即来探视，欲确证张作霖死讯后、以作进一步行动。

    不过，日本人的探视，都被刘尚清与藏式毅沉着地应付过去了。

    藏式毅以“张大帅刚受惊，须静养不宜打扰”为由，使探视者都只能隔着窗户瞧；而当瞧见头缠绷带的张作霖静卧床上、无甚异常时，林久治郎等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就这样，刘尚清与藏式毅巧妙地将日本人忽悠了，方才免除了进一步的变乱。

    与此同时，刘尚清又急忙派遣张作霖的“副官”王宪武秘密潜入关内，带上所谓张作霖的《口令》，通知张学良“速回奉天”。

    其实，张学良在六月四日就已获知“乃父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只是未知祥情，心中悬着。

    而此时，虽已与“北伐军”谈妥了“双方休战”，但驻于“京、津”的“安＊国＊军”尚未安全撤离，张学良一时不敢擅离。

    因为，张学良知道，在此非常时期，绝不该因此事影响了军心；否则，引起新的变故，后果会不堪设想。而自己作为张作霖的“长子”且是军中主将，一举一动更得慎之又慎。

    因此，张学良虽是闻知“家父被炸”后甚是揪心，但却只得竭力克制自己、保持镇静。

    恰好，这一天是张学良的生日；当晚，张学良不露声色、神情如常地出席自己的生日宴会，谁也看不出他心底压着多大的痛苦。

    第二天，张学良《命》其部将“第四十七旅旅长”兼““北京戒严司令部副司令”鲍毓麟留驻北京，以维持北京的秩序且与“北伐军”办理交接，自己则与杨宇霆率部向滦州撤离了。

    到得滦州后，张学良暂驻于滦河西面北山的大觉寺内。

    此时，王宪武赶至滦州，传达张大帅的口令，要小六子“速回奉天”。

    虽然，王宪武守口不言“张大帅已亡”；然而，张学良已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揣测到“家父必是生命有危”，并非是先前所报的“只是负伤，无碍大事”；否则，何必派其“副官”专程赶至滦州催促自己“回奉”，且只是《口令》而无《手谕》。

    因此，张学良确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急欲“返回奉天”不敢再有片刻迟缓了。

    于是，张学良把军务交予杨宇霆；然后，只带了“副官”谭海、“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