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北伐军威迫京津 皇姑屯张帅丧命 (第4/4页)

队营营长”崔成义、“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等几名亲随，化装后混于一辆军用的闷罐车内、悄无声息地出关了。

    六月十七日，张学良抵达奉天。

    进得大帅府后，张学良这才确知“父亲已是归天”；此时，他忍不住扑在父亲遗体上、便放声大哭，十几天来憋在胸中的悲苦、一下子全发xiele。

    良久，在刘尚清、臧式毅、王家桢及家人的一再劝慰下、才渐趋平静。

    当晚，刘尚清、臧式毅、王家桢等齐聚“大帅府”彻夜商议，皆认为“当务之急应由‘大公子’张学良出面主持‘奉天军务’，以防不测”。

    于是，商定以“张大帅”的名义草拟一份《手令》，称：“本大元帅因病未能兼顾奉天军务，着派张学良全权代理，特予知照。”落款是由张学良模仿其父笔迹的“张作霖”三字。

    接着，刘尚清即发表《奉天省长公署令》，《宣布》：“奉张作霖大元帅《手令》，张学良已于十七日全权代理奉天军务。”

    由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张作霖不能视事了，由其“长子”张学良代理“奉天军务”甚至于放权给他，皆在情理之中、无所厚非；所以，奉天的“军、政”界中无人异议。

    其实，“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系”中曾有人欲请张作霖的“拜兄弟”、时任“安＊国＊军＊第五军团长”兼“吉林省督军”张作相主政“东三省”。

    然而，张作相却竭力主张“应由张学良接任，自己绝不擅位”。

    于是，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即召开“东三省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张学良自《任》‘奉天省督军’，张作相仍《任》‘吉林省督’，其亲信万福鳞则《任》‘黑龙江省督军’。”

    如此，在张作相等人的全力扶持下，“安＊国＊军＊政府”的“军、政”大权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张学良的手中，“东三省”的军心与政局才都稳定了。

    只是，张作相将张学良扶上权位后，却对张学良诚恳地说：“小六子，你是主帅了；在公开场合，你完全有权指挥任何人，不必有任何顾虑；我老叔定然全力支持你，听候你的调遣。不过，你若是干得不好；私下里，我老叔可是要刮你耳光的。”

    张作相的坦诚赤心，令张学良甚是感激。

    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奉军”络绎撤回关外；日本人见张学良回到奉天并接掌了“军、政”大权，且关内的“奉军”撤回后军势不弱，也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妄动了。

    孙传芳见“奉军”撤退了，也就随同出关仍寄人篱下地依附于了张学良。

    而退驻滦州的褚玉璞手下尚有数万兵马，故不愿认输而欲顽抗；结果，被白崇禧所率的李品仙部击溃；褚玉璞败逃至大连，所部则被白崇禧收编了。翌年，褚玉璞潜回山东，欲伺机再起；结果，却被有“胶东王”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刘珍年捉获枪杀。

    而欲回奉天的张宗昌，因张学良恐其桀骜不驯、对己不利、却不允其出关。

    张宗昌见自己已失势、难在东北再立足，无奈之下遂独自经由大连、东渡日本去了；三年后，张宗昌也返回山东，欲招募旧部、东山再起；不意，在济南火车站，被其“仇人”、曾被他斩杀的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刺杀了；从而，这个有“混世魔王”之称的“三不知将军”为他自己的杀降行为付出了代价。

    此皆是题外话，顺提而已。

    张学良见时局已渐趋平稳，这才于六月二十日，以“奉天省政府”的名义将张作霖的“死讯”公布，并着手办理“祭奠、发丧”等善后事宜。

    同时，刘尚清辞去“奉天省长”职，由翟文选接任。

    第二天，张学良即《通电》全国，正式《宣布》自己“就《任》‘奉天督军’”；从而，公开接过了乃父的权杖。

    只是，张学良没有如其父再称“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而是改称为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如此，“安＊国＊军＊政府”也就自行取消，“安＊国＊军”复称为“奉军”。

    就这样，张学良登上了主政东北的宝座；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年方二十七岁，故世人称其为“少帅”。

    张作霖的丧事办得甚是隆重，奉天社会各界都前往祭奠，忽是友、忽为敌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段祺瑞等人也都送来了挽联，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参谋长”三宅光治及林久治郎、松井石根、菊池武夫、本庄繁等人也都前来吊唁。

    然因，张学良已认定“家父必是被日本人所害”；所以，日本人的前来吊唁、无异于猫哭老鼠，反而更令张学良心中甚是难受了。

    张学良一气之下本欲为父亲报仇，趁机将村冈长太郎等人杀了；不过，他的一时冲动让其“老叔”张作相与“吉林省代理省长”王树翰等人劝阻了，这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而田中义一闻知张作霖被炸致死后，料想必是自己人所为。果然，他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等人的杰作”，不由得乱了方寸、不知所措了。

    因为，田中义一虽是也想“弃张、换马”，但并没有想过要用如此极端手段；昭和天皇必不赞成如此，定会怪罪于自己。而此时，日本国内的“民政党”等在野党、趁机对田中内阁发难，要求“彻查事件真相，追究责任人”，认为“如果不澄清事实或处置不当，必会伤及国家信誉而有损圣德”。

    在野党的发难更是给田中义一增加了压力，迫不得已、遂打算对责任人进行查处。

    然而，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山冈重厚、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却都表示了“对河本大作的支持”；同时，“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小矶国昭等人也竭力“反对处置河本大作等人”，认为若是处置了，必会有损日本陆军的声誉。

    如此一来，确是使田中义一深感左右为难了；最后，只得将此案实情隐瞒，并放弃了“对村冈长太郎的查究”；仅“将河本大作解职”，其“‘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之职则由同样激进的板垣征四郎继任”。

    田中义一如此处置后，军方这才没有异议了。

    然而，田中义一自己却因此失去了昭和天皇的信任；而在野党却仍不肯饶放地继续攻击，硬是要迫他下台。

    一年后的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民政党党首”浜口雄幸取代田中义一出任“首相”；然而，竭力主张“彻查”的浜口雄幸上任后、却一改态度“不再主张查究了”；于是，“皇姑屯炸车案”不了了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七月，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

    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河本大作也写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自供书，坦承了其“策划、实行炸死张作霖”之事。

    至此，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方才真相大白，但那已是十八年后的事了。

    然而，后来又有传闻，称“‘皇姑屯事件’是苏联人所为”；如此一来，几已成定案了的“皇姑屯事件”又变得扑朔迷离了，遂成了一宗历史迷案，而令许多学者费尽心力、欲求迷底。

    此皆是后话，顺提不赘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