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张学良东北易帜 除隐忧杨常事件 (第1/4页)

    【史要】张学良“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中国统一；《田中奏折》曝光……

    却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潜回奉天接过乃父的权杖主持“东三省”了。

    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觉得，未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毕竟年轻、无甚从政经验，当比他的父亲张作霖要容易对付得多，这对于欲从东北攫取更多利益的日本来说应是有利的；所以，也就没加干涉而任由他了。

    同时，即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去见张学良，趁火打劫地欲逼迫张学良同意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

    张学良也如其父，知道这个《协定》与“东三省”乃至中国的利害攸关；于是，以“家父丧事未了，良无心他顾，容后缓议”为由敷衍了。

    田中义一见张学良如此回答，倒也觉得所言属情理之中，这才没再催迫。

    然而，这却使刚主政“东三省”了的张学良立即就面临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亟待他回答与抉择；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该将‘东三省’带往何方？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保持‘东北’名义上的‘自治、独立’呢？还是另辟蹊径？”

    显然，若是走父亲的老路，就得听命于日本人，任由日本人摆布，方能苟安；否则，日本人会像对待父亲那样对付自己。

    而这多年来，张学良清楚地看到，父亲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但到头来却是引狼入室仍惨遭了毒手。

    所以，，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父亲的这条老路看来是不能再走了；否则，自己与“东三省”的命运都岌岌可危，迟早会被日本人吞噬。何况，皇姑屯的爆炸声犹在耳畔，父亲惨死在日本人魔掌下的深仇大恨岂能就忘？仅此一点，他也该与小日本一刀两断了。

    只是，日本的势力渗入“东北”已日久，且在“东三省”驻有不少兵力；自己虽与其不共戴天，权衡以后却觉得尚不可贸然与其决裂；因为，一旦决裂后势必会导致冲突、甚至于引发战争，仅凭自己的力量难有胜算；所以，还得从长计议。

    然而，若是如此长期忍气吞声，张学良却是不甘，这可如何是好？令张学良甚是为难了。

    不过，张学良很快想到，“奉军”与“国民政府”罢兵休战后，“北伐军”倒能信守诺言、没有进图关外；可见，“国民政府”只在谋求统一，并不图吞啮“奉系”。既然如此，那就在已“停战、和好”的基础上，干脆进一步与“国民政府”谈判，谋求“合作”以联手对付日本人。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再同室cao戈、兄弟阋墙？还是求得同心同德、一致对外，方为正着。

    张学良想到此，心中有底。

    于是，立即秘密派遣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等仨人前往北京，谋求与“国民政府”有进一步的合作，以利于自己与日本人抗衡。

    七月十日，邢士廉一行到了北京，即前往香山拜会刚祭奠过孙中山的蒋介石。

    蒋介石知其来意后，心中大悦。

    因为，此时的关内已是“国民政府”的天下了，只有“东三省”及尚在“奉军”控制下的热河还挂着“五色旗”；蒋介石正梦寐以求“东北及热河都能易帜”，以实现中国大一统的夙愿。

    此时，蒋介石见张学良派人前来谋求合作，觉得自己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了。

    于是，蒋介石在香山别墅款待了张学良的代表；席间，邢士廉等人转述了张学良的意愿。蒋介石给予张少帅竭力赞许，对于邢士廉等人的前来表示了欢迎；但接着，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张学良识事务、顾大局，实施‘东三省’易帜，信奉‘三民主义’，统一于‘国民政府’”。

    蒋介石所议名正言顺，邢士廉等人也有同感；然因，“易帜”事大，须由张学良本人方能决定；邢士廉等人此次前来所负使命有限，难就此事作答。

    蒋介石倒能理解邢士廉等人的难处，遂没强求；于是，派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时任“国民党中监委员”李煜瀛作为“国民政府代表”，随同邢士廉等人返回关外，赴奉天与张学良商洽“东北易帜”事宜。

    李煜瀛到奉天后，即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秘密晤谈。对于蒋介石要求“‘东北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张学良闻后倒无异议。

    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觉到了，父亲与人争锋多年，甚至于也进关、“南下”风光过一时；但结果，却仍败退回关外了，甚至于丢了性命；而“国民政府”举兵“北伐”所向披靡，现已席卷了南北，大有囊括华夏之势。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纷争多时也该到统一的时候了。看来，求得中国统一，结束国家分裂局面，休兵养民应是人心所向、国人期盼，且实也是自己所愿；如此时势潮流，岂可违逆？

    而现在，“奉军”虽是偏安“东北”一隅，却已难再有大的作为；既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此意、且有此能；自己不若顺应潮流，“东北易帜”、融入“国民政府”，以实现中国统一算了。

    如此，从表象看虽似如“归附、降服”，但实质上终是中国人一家子的“和睦”之举，无甚荣辱之议、不必顾忌。

    再说，与“国民政府”融为一体后，泱泱中华就成了自己的后盾；届时，日本人即使对“东三省”有图谋，想必也该有所顾忌而收敛，不敢太过放肆、张狂了。

    张学良如此思后，也就爽然地答应易帜了。

    于是，张学良立即《密令》尚驻于热河的“奉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兼“热河都统”汤玉麟先于七月十九日换挂“青天白日旗”，自己则准备在七月二十二日“易帜”。

    汤玉麟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即于是日在热河《宣布》“易帜”了。

    “热河易帜”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揣知，“热河易帜”必是受了张学良的默许、甚至于怂恿，不由得担心“张学良或也会《宣布》‘东北易帜’”。

    这一下，可使田中义一不知所措乱了手脚；想不到，张学良并没如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年轻不谙政治而易对付；看来，对于张学良当刮目相看、认真对待了，以免他做出有损日本权益的出格事来。

    于是，田中义一即于“热河易帜”当天，《密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晤见张学良，告诫：“勿与南方妥协，应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日方之立场。”

    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更是直言警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不会坐视不顾。

    而此时，“奉系”内部的一些“元老”对于张学良的欲“易帜”，也表示了异议甚至于反对。

    有“辅帅”之称的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担心“日本人觊觎‘东三省’已久，绝不会允许‘东北易帜’；一旦易帜了，当会给日本人寻衅的事由；若是日本人藉此挑起兵端，如何是好？”

    而以“周公”自诩的杨宇霆则直言“反对‘易帜’”，其理由是：“‘北伐军’虽统一了南北，但大局未固，尚无力伸手关外；‘奉军’虽败，却仍据有山海关，可战、可守，彼能奈何我？且有道是，‘落草为寇、强于入朝称臣’；‘奉军’尚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