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张学良东北易帜 除隐忧杨常事件 (第4/4页)

学良没费多大周折、就将杨宇霆与常荫槐剪除，史称“杨、常事件”。

    张学良殊死杨宇霆与常荫槐后，即召集“东北保安委员会”的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人，《通报》“事件经过”。

    众皆惊愕，面面相觑。

    孙传芳与杨宇霆交好，这才随同来到关外；且俩人意气相投，也曾劝说张学良“割据东北，依靠日本，伺机再进关，复与蒋介石争天下”。

    此时，孙传芳见杨宇霆被杀，唯恐祸及自身，且自知已难再在“东三省”安身了；于是，即于翌日晨，潜逃入关、去大连避祸。

    后来，孙传芳又潜往天津，在清修禅院内，以“佛教居士”的身份隐居了下来；从此，置身空门、脱离红尘，以为可清静了。

    然而，六年后，孙传芳还是死于了非命。

    原来，十二年前，“奉军”南下征讨，张宗昌的部将施从滨在安徽小蚌埠战败被俘；孙传芳非但把这名白发老将杀了，还将他曝尸三天、遭受羞辱。

    虽然，此事已过去多年；但是，孙传芳因“杀俘、曝尸”埋下的祸根却一直未消，心怀仇恨的施从滨的家人终欲伺机复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终于寻觅到了孙传芳的下落；于是，在天津的“佛教居士林”中，将隐居多年的孙传芳刺杀了。

    就这样，孙传芳还是为他自己的暴虐行为付出了代价。此是题外话，顺提。

    张学良杀了杨宇霆与常荫槐后，与俩人关系密切者人人自危了；与杨宇霆关系较密、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郑谦吓得一病不起，不久也一命呜呼了。

    如此，奉天城内顿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张作相埋怨张学良道：“‘杨、常’虽有过错，但如此处置未免太过。”

    张学良这才也觉到了自己做得有点过头，且民情sao动、亟需平复，遂发布《公告》：“‘东北易帜’，华夏统一，始呈和平，乃万民福幸。然‘杨、常’阴事阻挠，怂恿播弄，欲再兴战祸；此不独祸我东省，更害我中华；良夙夜警惕，不得已殊此俩人，以去祸患，而保东省安泰。今‘杨、常’伏法，乃其私罪所致，绝无坊间所传有杨党之说；故勿信谬传，绝不株连，各安其所，特予周知。”

    同时，张学良还特意派人到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府上，给俩人的家人给予了慰问，并各予“恤金”万元以作安抚。

    “杨、常”两家见人死不能复生，且张学良已派人抚慰；虽是心有怨怼，也只好忍了。

    如此，奉天城内sao动不安的情绪这才渐趋平息。

    而张学良杀了杨宇霆与常荫槐后，也才将“东三省”真正控在了自己手中；终于，没人再敢对其“易帜”事表异议了。

    杨宇霆与常荫槐被杀后，对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想不好该如何对付张学良了。

    且不久，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了一条以《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为标题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从而，将秘而不宣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了。

    原来，《田中奏折》虽被放入皇室的“御文库”中搁置不宣，但有道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的消息很快就被外界侦知。

    而张学良主政“东三省”后，有关《田中奏折》之说已传得纷纷扬扬了。

    英国《泰晤士报》有记者《宣称》“已探知《田中奏折》的要旨”。法国《费加罗报》“驻东京记者”更是报道：“《田中奏折》已为苏联取得”。

    据说，《田中奏折》的外泄曝光甚是曲折、颇具传奇色彩。

    还在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后，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田中义一为首之“政友会”与反对派“民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致使该会议的核心主张“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已被外泄。

    因此，引起了各国的关注，“美、英、苏”等国均派出了大批“谍报”人员云集东京欲探取秘密。

    其后，又有传《田中奏折》已被俄国人以“三十万日元的高价，从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获得”。

    于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立即派员秘密前往哈尔滨，拟“出价五十万大洋，欲从俄国人手中购取此一机密”。而美国也愿“出资二十万美元购取”。

    但不知是消息有误、或是其他原因，结果都没有成功。

    时有在日本经商的台湾苗栗县人蔡智堪，因日本侵台后，自幼饱尝亡国之痛；闻知此事后，也欲设法将《田中奏折》探取并公布于世，以遏制日本人的侵华野心。

    虽然，蔡智堪知道想探取《田中奏折》并非易事，可谓是步险棋、甚至于有性命之危；但出于爱国之情，蔡智堪却不顾一切地必欲放胆一试。

    因蔡智堪在日本经商多年，与日本朝野政客多有交往，且与日本“民政党”的前任“内务大臣”床次竹二、前任“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及现任“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更是交好；且蔡智堪知道日本“民政党”与“政友会”矛盾甚重，遂决定加以利用。

    于是，蔡智堪择日宴请了床次竹二和牧野伸显；道明意向，许以重金，请求帮助。

    果然，床次竹二觉得若是将《田中奏折》外泄，必能引起舆论关注，可导致“政友会”的田中内阁倒台；而主张“要尽量使皇室避免卷入政治”的牧野伸显，也对田中内阁的政策颇多异议，故皆表示“愿为蔡智堪提供方便”。

    于是，牧野伸显又通过其“妻弟”山下勇买通了“日本皇室书库官”，为蔡智堪提供了“夜间进入皇室书库”的机会。

    就这样，在牧野伸显等人的帮助下，蔡智堪潜入皇室书库，经过两个昼夜的抄录，终于将《田中奏折》搞到手了。

    蔡智堪得手后，则从东京赶到沈阳，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予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次日，张学良即《命》王家桢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

    于是，《田中奏折》就见诸报端、面世曝光了。

    虽然，后来有学者对《田中奏折》的轻易取得、及其真伪提出疑问；但鉴于日本帝国此后的所作所为与《田中奏折》所述如此的吻合，令世人不得不相信、其确曾存在而非伪作、杜撰。

    而当时，《田中奏折》一经曝光，就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国民政府”在会上公布了《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欲“侵略扩张”的阴谋。

    虽然，日本政府矢口否认；然而，田中内阁已是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不知所措了。

    为此，日本政府追查泄密者，将山下勇等二十八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免职。

    返回日本了的蔡智堪则被缉捕身陷囹圄，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

    而已失去天皇信任了的田中义一，也因此而更如雪上加霜了；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经不住“在野党”的猛烈攻击，田中内阁不得不《宣布》“辞职”；两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九日，田中义一本人则在郁闷中死去。

    此皆后话，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