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张发奎宜昌反蒋 李宗仁东山再起 (第1/3页)

    【史要】张发奎、俞作柏“反蒋”；“南宁兵变”；李宗仁重返广西、东山再起……

    却说，“编遣实施会议”后，蒋介石置战鼓渐紧了的“东三省”局势于不顾，却打算去收拾张发奎了。

    因为，在蒋介石眼中，张发奎一向是死心塌地跟随汪精卫。现在，汪精卫虽是流落国外；但是，一旦汪精卫回来，张发奎必又会听《命》于他而与自己作对。

    且如今，张发奎在追逐“桂军”中得了便宜，收编了一万多“桂军”的残部而羽翼又丰了；所以，得设法收拾他，免得日后被汪精卫用来对付自己。

    再说，张发奎现在驻于鄂西，东可顺江而下抵“宁、汉”，南可渡过长江进“湖、湘”，西可逆流而上入“川、蜀”，地理位置显要；所以，蒋介石也不想让张发奎这枚钉子再埋在那儿，以使自己总觉得刺眼，也就必欲拔之了。

    此时，张发奎因兼《任》“鄂西绥靖主任”，追击“桂军”至鄂西后驻于沙市。

    为此，蒋介石给同驻军于沙市的朱绍良下了一道《密令》，要他“伺机解决张发奎”。

    朱绍良受《命》后，挖空心思地想了一计；他以“庆功”之名在沙市摆下几桌宴席，邀请张发奎赴宴同庆，欲席间动手、以完成上命。

    然而，张发奎也是有心眼的人，揣度朱绍良摆的定是“鸿门宴”；张发奎本想拒而不往，且又不愿被人讥为“胆怯”，遂壮胆赴宴了。

    不过，他做了必要的戒备；吩咐“师部直属特务营营长”张初开率部布置在宴厅四周，以防不测；席间，他的随行“警卫”更是全副武装，提足了精神、侍立左右、寸步不离。

    朱绍良见张发奎已有戒备，也就不敢贸然动手了。

    如此，张发奎算是躲过了朱绍良的一次暗算，但他不明白朱绍良为何要如此？为了不被再暗算，张发奎决定离开沙市，移师到宜昌去驻屯。

    朱绍良施计不成，只得如实向蒋介石禀报以复命。

    蒋介石见朱绍良没能完成使命，只得另行设法。

    九月初，蒋介石《命令》张发奎部“调防苏北海州”，将宜昌交由曹万顺的“暂编第一师”接防。同时，蒋介石又《密令》驻于武汉的时《任》“第一军军长”刘峙，要他“在第四师移防途中，截杀张发奎”。

    张发奎接到蒋介石的《调防令》后，觉得有点蹊跷、心中不免疑惑，想不好该不该遵令？而此时，“第四师派驻南京办事处处长”陈劲节赶回宜昌向张发奎《密告》：“蒋介石已《令》刘峙‘在第四师调防途中布防’，恐对第四师有所不利，须慎加防备。”

    张发奎得此《报告》后，虽是将信将疑，但却不敢遵《命》移防海州了；因此，抗《命》不遵而仍留驻宜昌。

    这时，张发奎也才觉到了，朱绍良的摆“鸿门宴”也必是受蒋介石所指使；只是，他想不透蒋介石为什么要对他下毒手？

    不久，又传来“‘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被蒋介石拘押”的消息，这对张发奎又是很大的触动。

    至此，张发奎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与方振武等人都是被蒋介石利用了，那无非是蒋介石为了对付“桂系”而已；而今，“桂系”已被击垮，蒋介石就要卸磨杀驴了。

    看来，这个蒋介石确是心胸狭窄、无信义可言，跟他必不会有好果子吃。而今，蒋介石既已动了杀心，岂会善罢甘休？方振武已被拘押，下一个必是轮到自己了；有道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的张发奎大有被“迫上梁山”之感，遂心一横“与其遭受他的暗算，倒不如反了”；就这样，张发奎迫不得已决定“反蒋”了。

    张发奎虽是决定“反蒋”了，但毕竟还有顾虑。

    因为，仅凭自己的资望与实力难以与蒋介石抗衡；所以，最好能有一个足有资望的人领衔、以壮声势。

    于是，张发奎自然的想到了汪精卫；看来，能领衔“反蒋”的非他莫属。只是，汪精卫现尚在国外，得促他早日回国，以成大事。

    为此，张发奎派遣陈劲节赴香港，去与正在香港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联系，希望他们能“请汪精卫回国领衔‘反蒋’”。

    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自从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以后，正欲将国内的“反蒋”势力纠集起来；此时，在香港筹办“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闻知张发奎决意“反蒋”，陈公博等人大喜过望；其实，他们如张发奎所思，早已经派人赴欧洲去“请汪精卫回国”了。

    同时，陈公博还欲去游说广西的俞作柏“能一起‘反蒋’”。

    因为，俞作柏与蒋介石有隙是人所共知。虽然，俞作柏在“蒋、桂战争”中与蒋介石合作讨伐“桂系”了；但那无非是为了对付“桂系”中的黄绍竑，以报一箭之仇。“蒋、桂战争”结束，黄绍竑被逐，俞作柏应算是遂愿了。然而，俞作柏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却并没因此而消除；两人实仍是貌合神离，迟早会有再闹翻的一天。

    所以，陈公博打算利用俞作柏与蒋介石固有的矛盾游说他，以促使他“反蒋”。

    且陈公博觉得，一旦能将俞作柏游说成功；张发奎在湖北举事后、当可南下广西与俞作柏结盟；如此，张发奎与俞作柏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就足能与蒋介石抗衡了；且“反蒋”势力有了西南这块地盘作根本、进可攻退可守，蒋介石也就不得安宁而日子难过了。

    为此，陈公博派遣时也在香港的薛岳赴南宁、去游说俞作柏。

    薛岳曾是蒋介石麾下的主将，因在上海“四·一二政变”前被蒋介石怀疑其“与共产党关系暧昧”而受到排挤；所以，对蒋介石也心怀怨怼，早已成了“反蒋”阵营中的一员。

    薛岳受《命》后，即前往南宁去“游说俞作柏”了。

    且说，俞作柏主政广西后，蒋介石即要其“肃清‘桂系’残部及跟随他‘反共’”；于是，俩人之间复又矛盾显现了。

    因为，“桂系”残部已被俞作柏收编；俞作柏岂愿听《命》于蒋介石，出尔反尔地将已归于自己麾下的“桂系”残部赶尽杀绝？而蒋介石要他“反共”，俞作柏更是不愿了。

    因为，俞作柏自认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要他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反共”，俞作柏绝不愿为。他蒋介石为巩固政权、图一己私利，可背信弃义、泯灭人性地“错杀三千”；我俞作柏岂能昧着良心、助纣为虐、枉杀无辜？

    何况，俞作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已暗中主动请求曾与他有良好关系的中＊共＊“派人来帮助施政”。若是，一面求助于人、一面又欲加害于人；如此非君子之为，不是他俞作柏所能干的。因此，俞作柏不理会蒋介石，而仍我行我素。

    蒋介石见俞作柏违《命》不遵，心中甚是不乐；但因其远在西南、奈何他不得，遂以“请俞作柏到南京汇报广西施政方针”为由、欲行调虎离山之计，打算待俞作柏到南京后再作处置。

    俞作柏知道这是蒋介石的阴招，当然不会听凭摆布、轻易就范。

    恰此时，薛岳赶至南宁前来游说。

    俞作柏正处于进退维谷之时，听说“张发奎被蒋介石所迫，要举事‘反蒋’了”，倒是有同病相怜之感；于是，俞作柏非但答应“举事‘反蒋’”，还明确表示了“欢迎张发奎南下广西”。

    因为，俞作柏也觉得“张发奎若能来桂，定可助自己与蒋介石抗衡，如此对谁都有利”。

    薛岳得到俞作柏如此明确答复后，即回香港复命。

    于是，陈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