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张发奎宜昌反蒋 李宗仁东山再起 (第2/3页)

即转告张发奎；并假托汪精卫的名义，要张发奎放心“举事”。

    果然，张发奎得知非但汪精卫“领衔‘反蒋’”了，且广西的俞作柏“愿与他‘结盟’并欢迎他南下”，心中也就更有底了。

    因为，俞作柏现正主政广西，有兵马、有地盘、有实权；能与他“结盟”，正是自己求之不得。如此，张发奎就可以放心地“举事”了，并决定“‘举事’后即南下广西”。

    只是，此时张发奎的心中还另有一种顾虑。

    那就是，当时的宜昌，东面有坐镇于武汉的“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刘峙，南面有盘踞湖南的“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何键，西面有称雄四川的“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北面有占据河南的“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韩复榘。自己驻于宜昌，似若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因此，若要在宜昌举事，得先化解这一困局。

    再说，要南下广西，也得打通南下的通道；否则，南下受阻、被困于宜昌，则会四面受敌、处境堪忧。

    为此，张发奎又派“参谋”李江赴重庆去见刘湘，明言：“一旦自己‘举事’后，请刘湘不要派兵追击。”另外，又派“秘书”官一均赴长沙去见何键，也明言：“一旦自己‘举事’后，请何键让开一条道，以让‘第四师’南下广西。”

    刘湘正忙于对付李家钰等“四川军阀”的内讧，哪有余力干涉川外之事，也就给张发奎卖了个顺水人情。

    然而，湖南的何键却刁滑得很；他既不想得罪张发奎，且又怕被蒋介石究责。所以，没有明言答复，而是将官一均打发给了驻于沅陵的“第十九独立师师长”陈渠珍。

    可是，这位以“湘西王”自居的陈渠珍却没有卖账，还差点将官一均杀了；幸亏陈渠珍手下有个曾在“第四军军部”任过职的“副官”，念及旧情、设法将官一均放走才得以逃归。

    虽然，官一均游说何键未成，但张发奎觉得事已至此只能孤注一掷了；否则，只会是坐以待毙。

    而此时，“黄埔二期”出身、时《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关巩忽然不辞而别了；张发奎料想关巩必是蒋介石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此时定是去南京向蒋介石告密了；如此看来，“反蒋”之事已无秘密可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且此时，受蒋介石之《命》前来接防的曹万顺，已率其“暂编第一师”进驻到了离宜昌仅有百里之遥的枝江；情势愈来愈紧迫，也容不得张发奎再犹豫迟疑了。

    于是，九月十七日，张发奎在宜昌《通电》“反蒋”了，并吁请“汪精卫回国主政”；同时，也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号，所部改称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

    然后，即于当日，先下手为强地在枝江境内白洋附近对曹万顺部进行偷袭，将曹万顺的两个团全歼了。

    曹万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惶地逃离枝江。

    张发奎击溃曹万顺后，即率部渡过长江、向湘西北的石门挺进，欲由此经湖南后、挥师南下广西。

    蒋介石闻《报》“张发奎反了”，气得恼羞成怒。

    于是，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通电》“讨伐张发奎”，一面急《命》驻于常德的“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李韫珩进行“阻截”。

    于是，李韫珩率部北上、迎头去阻截“第四师”了。

    但谁知，李韫珩率部行至慈利，却中了张发奎的部将“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吴奇伟设下的埋伏。李韫珩遭遇伏击后，损兵千余而大溃。

    如此，张发奎部从湘西北突围后、进入湖南；然后，挥师南下了。

    而心有余悸的李韫珩不敢再正面阻截，只是尾随于后、佯作追击。

    蒋介石见张发奎进入湖南，料其必欲南下广西，遂又《命》湖南的何键派兵“阻截”。

    何键不敢懈怠，即派“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建绪、“第三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陶广等人各率本部兵马，对张发奎部进行追击与阻截。

    然因，张发奎的“第四师”在“北伐”时号称“铁军”曾享誉一时；后来，虽在“广州事件”时受挫、所部甚至被蒋介石收编；但他东山再起后，追击“桂军”、在鄂西大捷，近又接连击溃曹万顺与李韫珩，可见其声威仍不减当年。

    所以，刘建绪、陶广等人都有谈虎色变之感，不敢与张发奎正面硬拼；只是若即若离地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赶鸭子似地撵第四师走。

    而张发奎毕竟只有一个师，哪敢恋战？且他过境湖南，无非是为了南下广西，并不想与“湘军”开战；所以，就边打边走地向南撤离。

    如此，虽是胶着多时，却实无大仗。只是，“第四师”毕竟受到前堵后追，南下的步伐不免受阻而放缓；入湘已半月了，却仍徘徊在湘南。

    且说，中＊共＊中央得到俞作柏的请求后，认为他的求助出于真心；特别是，俞作柏已将被黄绍竑关押的中＊共＊党员都释放了，可见他确是想继续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俞作柏的如此诚意，中＊共＊岂可视而不见？再说，中＊共＊要想深入广西、打开西南的局面，正可通过与俞作柏的合作达此目的。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豪人去广西开展工作”；于是，是年夏，陈豪人化名“陈导民”后离闽赴桂了。

    陈豪人到广西后，俞作柏即委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秘书长”之职；于是，陈豪人就以此公开身份在广西开展“兵运”工作。

    此前，俞作柏的“胞弟”、曾任“中＊共＊广西北流县委书记”俞作豫，还在“蒋、桂战争”爆发前就已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武汉在其“表兄”李明瑞的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此时，俞作豫随同两位“兄长”也到了广西，遂协助陈豪人开展工作。

    如此，中＊共＊在广西军中的“兵运”工作更是得心应手了。

    此后，中＊共＊又派遣张云逸、李谦、贺昌、袁任远、宛旦平、沈静斋、云广英、史书元、何世昌、李干辉等大批中＊共＊党员到广西。

    陈豪人则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都安排到了“南宁军官教导总队”中任职，张云逸则被《任命》为“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副队长”。

    不久，中＊共＊中央为加强广西工作，又派遣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前往广西。

    邓小平化名“邓斌”赶抵南宁后，俞作柏也委以“广西省政府秘书”之职。其实，邓小平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广西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广西工作；工作重心则是开展“兵运”，以在广西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

    为此，邓小平与陈豪人等人商议，鉴于当时派到广西的中＊共＊党员已是不少，决定“将‘兵运’工作更往前推进”，即利用俞作柏立即着手在广西组建能掌在中＊共＊手中的武装。

    于是，陈豪人、俞作豫又以“增强对南宁的防护”为由，向俞作柏建议“组建一支‘警备军’”。

    且此时，俞作柏已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也正欲增强军力。

    因而，俞作柏听取俩人的建议，组建了一支辖有五个大队的“南宁警备军”；并《任命》张云逸为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则由其“胞弟”俞作豫担任。

    “南宁警备军”建立后，数十名中＊共＊党员即从“军官教导总队”抽调到张云逸与俞作豫的“警备大队”中《任》“连、排”级军官。

    如此，这两支新组建的“警备大队”实际上都掌在了中＊共＊手中；至此，连同原有的“军官教导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