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陈绍禹****崛起 沪龙华廿四烈士 (第1/4页)

    【史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陈绍禹崛起；“龙华廿四烈士”、“左联五烈士”；闽西“肃社党”，

    “坑口兵变”……

    却说，“红一方面军”致力于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之时，中＊共＊中央内部却又起波澜了。

    原来，周恩来与瞿秋白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从而，纠正并中止了“立三路线”。

    然而，当中＊共＊中央把《八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及《六届三中全会文件》送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却对文件内容和结论很不满意。

    因此，“共产国际”又给中＊共＊中央下达了也被称为“十月来信”的《指示》，明确指出：“李立三不仅犯了路线错误，还与国际政治路线相对立。”

    如此，对李立三的批评升级了。同时，还批评中＊共＊的“‘六届三中全会’抹杀了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只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中国须时日，中＊共＊中央内部尚无人知晓。

    然而，曾任《热血日报》编辑、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沈****等人却已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那儿获悉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

    十月，沈****回国后，将此事透露给了时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陈绍禹。陈绍禹得此讯息如获至宝，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时，作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的“学生代表”投身“五·卅运动”，并在是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九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又称“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成立；陈绍禹与俞秀松、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等六十余人赴莫斯科成了该校“第一期学员”。

    尔后，陈绍禹凭着他的能言善辩，当选为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并受到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升任为了“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来华参加“中＊共＊五大”时，王明作为他的“翻译”随同与会。

    会后，陈绍禹当了两个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任由瞿秋白主编的《向导》周报的“编辑”。随米夫回莫斯科后，又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中＊共＊六大”。

    陈绍禹在“中山大学”期间，热衷于搞宗派活动；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并与张闻天、王稼祥、沈****、陈昌浩、盛忠亮、张琴秋、秦邦宪、杨尚昆、孟庆树、何子述、何克全、夏曦、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等人，被世人讥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陈绍禹则是这帮人之首。

    此间，陈绍禹还将“对他不满、原‘中＊共＊上海闸北组组长’”董亦湘和《浙江新潮》“主编”俞秀松等人诬陷为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人一起“搞反革命活动”，是“托派分子”、“工人反对派”；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当“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时，陈绍禹又将矛头指向“参与调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

    虽然，经审查后，认定陈绍禹等人“对董亦湘、俞秀松等人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然因，陈绍禹有“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作靠山，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而不了了之。

    经此波折，陈绍禹觉到了米夫对于他是何等重要；因而，更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米夫了。而此时，“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正欲培养一批“能俯首听命于他们”的中＊共＊领导人，陈绍禹也就成了首选人物。

    一九二九年春，陈绍禹等人被派回国。回国后，陈绍禹化名“王明”、张闻天化名“洛甫”、秦邦宪化名“博古”。

    王明回国后，又在由李立三《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名“秘书”，一度曾是“立三路线”的积极吹鼓手。

    但当何孟雄、恽代英等人起而“反对李立三”时，王明以为“是自己跃起的契机”；于是，也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地与李立三争辩起来。

    李立三想不到区区的王明也敢对他发难，简直是犯上作乱了，当然十分恼火、岂能容得。

    因此，李立三在打击何孟雄、恽代英等人的同时，也给王明扣上了“小组织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帽子；并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职务，被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还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对此，王明当然难以接受、心存怨怼了。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纠正了“立三路线”，陈绍禹以为“自己该可峰回路转了”。

    但谁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结论却是“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对于李立三的处分也只是被“撤销政治局常委”，其“政治局委员”仍保留；而“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却仍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而继续受到打击，对于王明等人的处分也没有撤销。

    这一结果，当然令王明大失所望、而懊恼极了。

    正在王明懊恼之时，沈****从莫斯科回国。

    因为，沈****与王明曾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有此关系，沈****遂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新《指示》向王明透露了。

    王明得此先机后、顿时大为振奋，觉得“自己彻底翻身”的时机到了。

    于是，王明与同样受到打击的博古一起，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两封信；指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的混合物”，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