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为独裁介石制约 因党诤汉民软禁 (第1/2页)

    【史要】国民党“党治”与“军治”之争，蒋介石软禁胡汉民……

    却说，“国民党军”对中＊共＊“江西苏区”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决定“再调兵遣将立即实施‘第二次围剿’”。

    只是，此时的蒋介石还另有一事亟需办，那就是“想尽快制定一部《约法》”。

    其实，还在两年前，蒋介石已授意“国民政府法制局”拟就过一个《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并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

    不过，那只是因为当时社会各界有此竭力要求，蒋介石为显示自己“顺应民意”才如此而为，却并非是他自己的刻求。

    也正因如此，当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制《约》时，蒋介石缄口没置可否；所以，制《约》之事也就被搁置了。

    后来，又因接连不断的战争，实是令蒋介石无暇他顾；致使制《约》之事仍被搁置，且一搁就是两年。

    而当“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阎锡山等人在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约法》起草委员会”，欲抢先制订《约法》。

    阎锡山败退太原后仍不忘制《约》，并于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赶制完成且正式颁布了《太原扩大会议约法草案》，即史称的《太原约法》。

    虽然，《太原约法》尚是《草案》；但是，阎锡山此举，无疑是对蒋介石一个极大的触动，让他觉到了这《约法》或许果真有用；否则，败局已定了的阎锡山为何还要将它当救命稻草似地拾取、作护身符用呢？看来，自己得补上一课，赶紧也制订一部《约法》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谭延闿病逝，其“行政院长”之职须补缺。

    因此前，“国民政府”改组为“五院制”时，谭延闿已知趣地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让出，以使蒋介石能将“国民政府主席”与“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兼于一身。

    而今，谭延闿病逝了，蒋介石干脆将其“行政院长”之职也揽过来由自己兼任。如此，加上蒋介石原任的“中政会主席”，可谓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

    按说，蒋介石应算是登峰造极该称心如意了；但不知怎的，他却似乎仍有美中不足之感。

    原来，胡汉民回国后向蒋介石提的那套治国方略，虽便于他实施“削藩”和“中央集权”，蒋介石确也从中受益不少。

    然而，胡汉民设计的政体，因其治国理念的核心是“党治”两字；据此，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或“中执会”。

    而“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乃至“国民政府”的“五院院长”等都须由“中执会”推选。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党、政、军”最高领导的人事任免权是在“中执会”而非蒋介石手中，此即胡汉民所谓的“党治”。

    按照胡汉民设计的如此“党治”体制，虽是身兼数要职、看似将大权集于一身了的蒋介石却仍须受制于“中执会”；如此，蒋介石无异于被戴上了个“金箍”而仍要受制约。

    而能进入“中执会”的多是些“国民党元老”，这些“元老”非但迂腐得很、且总是倚老卖老地不甚听话，常会对政府说三道四地加以掣肘而令蒋介石甚感不自在。

    因此，蒋介石亟望能摆脱“中执会”的约束。

    何况，按照胡汉民的“党治”体制，“五院院长”也是由“中执会”任免的；自己这个“国民政府主席”却无权对他们制约，这对于欲“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来说，未免也是一种缺憾。

    所以，这种体制上的不足、亟须改革加以弥补；否则，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岂不成了虚位？

    而当时，蒋介石采纳胡汉民的谏言、实施“五院制”和“党治”，乃是为了“削藩”的需要。而今，各地实力派的“山头”几被削平了，也就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且总令自己觉得碍手碍脚的“党治”。

    而纵观西方列强诸国，他们的“元首”多是“总统”，其权力是由《宪法》规定并赋予，不受“党规”的制约。那么，中国何不也采取“总统制”呢？若是能将“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换成由《宪法》赋予权力的“总统”，套在自己头上的“金箍”岂不就可去掉了？

    而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有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也就是说，“总统”可拥有对“五院院长”的任免权；如此，一旦当选“总统”，就可拥有不受政党约束的最高权力，这正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如此美事，何乐不为？

    只是，若施行西方的政治体制，“总统”一般须由“国民”直接或间接“民主”选举产生；蒋介石自知在“国民”中的口碑不怎么好，若想通过“民主”选举当上“总统”恐会不那么顺利。

    不过，蒋介石知道，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选举玩意儿无非是为“愚弄民意、争权夺利、欺世盗名”的一种手段罢了，实际上仍是受人cao纵；所以，不必太多顾虑。

    再说，那些原来较有实力与自己争高下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眼下都被一个个打趴在地了，连汪精卫也已吓得亡命海外。所以，此时若行选举，已无人可与自己争锋；“总统”之位非自己莫属，形势对自己应是十分有利。

    而欲实施“总统”选举，只要制订一部《约法》并在其中作出与“总统”相关的一些规定就可了。

    且早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就已根据“国民”的要求通过了有关“起草并颁布《约法》”的《决议》。虽然，这一《决议》后来在“三中全会”上被胡汉民否定了；但若是要用，仍可执行。

    蒋介石如此思定后，遂决定“趁眼下无人能与自己争锋之时，尽快制订一部《约法》并举行选举”，以圆自己当“总统”之梦，并如愿独揽大权。

    为此，“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地班师南返了。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一面调兵遣将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一面即着手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并制订《约法》。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将有关“召开‘国民会议’及制订《约法》”的《提案》交付审议。

    会上，蒋介石的“心腹”张群等人当然表示“赞同”，并摆出了充分的理由：“北伐以来，仍战乱不断，皆因无《约法》可循之故。无《约法》，军阀不受约束，中央权威难以建立，中国何能求统一？无《约法》，战源不消，人民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又何以言建设？三年以来，为求和平统一，致使数十万将士浴血战场；惟有速订一全国人民公守之《约法》，方可一劳永逸消弥战事祈求和平。”

    同时，张群等人又以“召开‘国民会议’，可以密切‘国民党’和‘国民’的关系，增进与‘国民’团结”等解释，甚是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然而，胡汉民并不卖账，他以“总理的《建国大纲》没有提‘约法’两字，而单讲‘训政’”为由，仍持异议、竭力反对制订《约法》。并重申：“总理的遗教，就是现成的《约法》；若再另行制订《约法》，就是违背总理的遗教，必将误党祸国。”

    胡汉民之所以要反对制订《约法》，是有其自己的盘算。

    因为，胡汉民两年前匆匆回国，乃是觉得“北伐”结束、中国统一后，深谙“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之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