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陈济棠广东反蒋 粤国府欲再北伐 (第2/3页)

蒋介石历来对军权十分看重，陈济棠手中有兵、不可小觑。而一直来，陈济棠听《命》于蒋介石；何况，蒋介石正借助他在对付“桂系”；而今，陈济棠竟然也“倒戈”了，这确是令蒋介石始料未及而惊讶不已。

    但很快的，蒋介石就平静下来、也没当会事了。

    因为，“粤军”中的劲旅“第十九路军”早已在“中原大战”时被蒋介石调离广东；“中原大战”结束后，“第十九路军”又被调往江西参与“围剿”。而今，陈济棠手中仅有“粤军”三个师的兵力，掀不起大浪、翻不了天。

    何况，比陈济棠强得多的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都让蒋介石给打趴了，区区一个陈济棠不足挂齿、有何可虑？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不以为然了，且觉得“只要对陈济棠稍示军威，必能令他畏慑而自退屈从”。

    而此时，经邵元冲、吴稚晖、王宠惠等人的一番忙碌后，蒋介石授意的制《约》与召开“国民会议”诸事都已准备就绪。因此，蒋介石将陈济棠置于脑后，迫不及待地去忙于召开“国民会议”以了却夙愿。

    于是，五月五日，在一片“谴责”声中，“国民会议”还是在南京召开了。

    只是，“国民会议”的召开又如起了催化作用，使“讨蒋”之声更是四起，这倒令蒋介石确是有点做贼心虚了；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免遭至社会各界更多的谴责而使自己下不了台。

    所以，在“国民会议”上没有、且也不敢提“选举总统”，新制订的《约法》中也没有“关于总统”的条款；且将所制《约法》特意加上了“训政时期”四字，而定名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如此，蒋介石虽是召开了“国民会议”并制《约》，但实是心虚地退缩了；“国民会议”只是制订了一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他的“总统梦”却成了泡影。

    不过，因林森时在广州且参与了“反蒋”；蒋介石正无处出气，遂将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复又攫到了自己手中；一则是对林森等人的警诫，二则也权作为自己没能当成“总统”的缺憾以弥补。

    如此，蒋介石又将“国民政府主席”与“陆、海、空军总司令”集于一身了；为此，新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专列了一个条款，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自此，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则算是“依《法》获取”而不必由“中执会”授予了；从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也就显得名正言顺，且终于可摆脱“国民党中执会”的约束了。

    所以，蒋介石虽然没能当上“总统”，但仍应算是如愿以偿。

    何况，《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完全是遵照蒋介石的意图制订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为他蒋介石量身定制。

    《约法》赋予“国民政府主席”以更大的权力，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仅代表‘国民政府’署名公布法律和发布命令”、而且“可直接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五院‘正副院长’与‘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且无须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政治会议’”。

    如此一来，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距其梦寐以求的“独裁”政治又近了一步。

    “国民会议”后，蒋介石这才回过神来“对付陈济棠”。

    五月十五日，蒋介石以“国民会议”名义《致电》陈济棠，恫吓道：“自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倡乱，卒皆接踵覆亡，将军何不察？本会不忍将军自坠，特致警告；悬崖勒马，祸福攸关，何去何择？望将军自省。”

    然而，蒋介石的恫吓没起作用，陈济棠仍我行我素、全不理会。

    原来，陈济棠的“反蒋”《通电》公布后，广西的李宗仁即也于五月十一日以“‘桂军’全体将领”的名义发表《通电》，称：“宗仁献身革命，只问是非，不记恩怨；凡事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总理遗教为准则；蒋氏欲独裁天下，飞扬跋扈，欺世横行，人神共愤；今诸公已洞悉蒋jianian，起而讨逆；宗仁乐与诸公携手，共举义旗，会师长江，底定金陵；戮力除jianian，以救党国。”

    李宗仁的《通电》既是对陈济棠的回应，也是在谋求“‘粤、桂’休兵言和”。

    陈济棠因已公开向蒋介石叫板了，逆水行舟、正须有人助力；且因，已将陈铭枢驱走、由自己取而代之了，也欲从广西脱身以专注于“稳固广东的基业”。

    所以，接受了李宗仁抛来的橄榄枝，愿与“桂系”握手言和了。

    于是，李宗仁发出《通电》后，即派白崇禧、张发奎、叶琪等人先后赴穗，与陈济棠商量“两广统一”与“联手‘反蒋’”事宜。

    双方很快求得共识，决定“罢兵言和、联手‘讨蒋’”。

    “粤、桂”联手后，陈济棠的底气更足了；因此，陈济棠对于蒋介石的恫吓、不屑一顾、全不理会。

    而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的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后，已于一九三○年五月归国。

    邓演达回国后，即与谭平山等晤商；于当年的八月九日，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如此，原来只在莫斯科挂了个虚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正常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只是，时人仍习惯地称其为“第三党”。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由邓演达《任》“中央干事会总干事”，黄琪翔、彭＊泽＊民、潘怀素、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二十六人为“干事”。

    接着，发布了《第一号通告》。

    《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蒋介石政权。”表示了要继续与蒋介石抗衡，并将“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作为奋斗目标，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用武力打倒蒋介石”；因而，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

    此后，邓演达则以其曾是“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教育长”及“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资望，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特别是，吸收团结了五千人左右的“黄埔学生”，成立了一个“黄埔革命同学会”，准备“伺机举事”以“武力‘反蒋’”。

    此时，邓演达见“宁、粤”对立了，遂也遥相呼应；并派陈友仁赴粤，以与各派“联合‘反蒋’”。

    五月二十四日，孙科与陈友仁、钟天心、谌小岑、周一志、程元斟等人转道抵达香港后，即又与汪精卫一起也赶赴广州了。

    此时，另有许多在野的“‘反蒋’派”人士也都陆续抵穗；连寓居天津法租界的唐生智也赶至，而蛰居在大连的阎锡山、隐匿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则也都派了“代表”前来，皆愿“联手‘反蒋’”以谋自己能东山再起。

    至此，各方“反蒋”势力汇聚到了广州；一时间，广州成了“反蒋”的政治中心。

    汪精卫、孙科到达广州后，即于第二天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谴责蒋介石“设宴扣人，干出强盗绑票之行径”、“有失国民政府主席之身份”。

    因而，即又与古应芬、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又联名《通电》，以“最后通牒”式要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内引退”。

    然而，蒋介石对此没予理会。

    两天后，四十八小时的限时到